（三）、萧功秦：新权威主义是第三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必要阶段

萧功秦对新权威主义的分析立足于中国，但他并不把中国改革中需要的政治模式归为新权威主义，而把它说为“现代化中的新权威政体的一种特殊类型”[10]（P36）。萧功秦对中国现代化中政治体制的研究从8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今日，他先后发表了《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以及《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等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的研究中，作者首先从新权威主义出发，分析其概念、特点，然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中国社会不断变动中，具体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

萧功秦把新权威主义归于过渡性权威主义的一种，认为它是有别于开明专制的非西方外源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政治模式选择。具体的说，“新权威主义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11]（P54）选择这种政权，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面临发展经济、健全法制、整合社会、维持社会稳定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其特点是：“①在经济上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主流趋同；②在政治上凭借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军事力量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③在意识形态上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④对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实行开放的政策。”[12]在谈到新权威主义的发展前景时，萧功秦指出，新权威主义可能向民主政体顺利过渡，但因其借助传统思想整合社会，也就有可能退回保守、落后的传统社会。因此，新权威主义“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必要的祸害”。为了避免这种危害，就需要发挥社会上中产阶级的力量，让他们来监督政府活动，才有可能避免这种祸害的最终发生。

而对于中国在改革中所实行的政体，萧功秦并不把它归于新权威主义。这主要是因为：①产生的背景不同。新权威主义多是革命后的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失败后所实行的军人政权，但中国在1949年后就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因此，1978年的改革只能说是原有体制上的自我完善；②依托的经济基础不同。新权威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选择，而中国改革则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改变原有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③社会结构不同。中国1949年以来，中产阶级因为商品经济的断裂，而没有形成，缺乏新权威主义学说所说的监督力量；④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源不同。新权威主义依靠传统文化资源整合社会信仰，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其完善，而不是建立在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因此，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中国的改革应属于另一种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萧功秦认为中国的改革从组织层面上看是全能主义结构下的新政运动。所谓全能主义结构是中国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其特点有五：其一，政权全方位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其二，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其三，权力高度集中；其四，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其五，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13]中国自1949年来，经历长达30多年的全能主义社会。在此种体制下政府机构臃肿，经济、政治效率低下，社会缺乏活力。因此，中国有必要摆脱这种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时的改革运动，可以表述为具有改革导向的政府运用人民革命时代继承下来的传统权威合法性资源来推动的，以摆脱全能主义结构和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为宗旨的新政运动。”[14]（P80）中国的“新政运动”不同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但新权威主义的一些方法同样可为中国改革所借鉴。针对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中国在80年代亦引进了市场，发展商品经济。但是这种先进的制度在中国缺乏适合的生长土壤。旧制度被打破，新制度又未确立，造成人的社会行为、信仰和价值的无序化状态，即社会学上的失范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上会出现“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15]。市场规范的缺序性使经济恶化，就可能形成：“市场化——>经济恶化、思想多元化——>政府权威下降——>民主化思潮——>社会参与膨胀、社会动荡——>经济进一步恶化……”这种恶性循环。正因为如此，中国有必要借鉴新权威主义国家整合社会，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亦需要“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民政治文化水准的权威力量来镇制非自治个体的失范倾向；另一方面，又能运用这一力量来推行全能主义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促使政治、经济与文化系统的彼此分离和独立。”[14]（P84）

以上是萧功秦在80年代后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但他这时并没有指出中国改革中的政体将以一种什么形式出现，中国改革后又会形成如何的政治模式，只是指出了中国集权的必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萧功秦的分析在90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98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日趋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并且在90年代中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社会中产阶级逐渐初露头角。因此，萧功秦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socialisttotalisrianregime）”，而已进入了“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历史阶段。”[16]（P3）

这种体制除了新权威主义所有的技术官僚、低政治参与、经济发展优先等特征外，还有自己的三个特点：[16]（P3、4）

第一，“后全能体制”社会，存在有限多元化。萧功秦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但在经济领域内存在着多元化，而且在其它政治领域内，在政府认为不影响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有限有的多元化也已经出现。所谓"有限的多元化"，就是指中国已经通过市场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与国家和政权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形成网络，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健康的，而且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聚集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而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镇制性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同时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话"，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认同。在后全能主义时代，政体的"实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了"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念，作为国家认同与社会聚合的基础。

第三，"后全能体制"社会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这一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在理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改革的动员能力，以及抗击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乏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与无序化，又有可能反过来蚕食这种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

从“全能主义"社会向"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变，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萧功秦认为，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未来民主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他说，“无论主政者主观意识如何，客观上中国已经通过权威体制与现代化导向的一党体制的政治整合，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并在这种政治稳定下，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软着陆，而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分化与利益多元化，自主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自主化与逐渐明晰化，以及经济实效意识与世俗价值观对乌托邦教义意识的扬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将对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即"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体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正在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培养出来，这些都是实行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16]（P4）。

后全能体制在中国会有多长时间？会将中国引向何方？萧功秦认为“具有改革开放导向的现行一党政治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以及在经济改革所需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方面，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本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与新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更具多元化性质的政治模式将有可能出现。”[16]（P4）至此，萧功秦对中国8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的分析以“后全能主义”理论的形成而完备。

在以上对“新权威主义”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后，我们可以对“新权威主义”作一总结。一般讲来，新权威主义应有以下两大特征：政治上，政府控制公共领域（包括政权与公共舆论），但开放私人领域，允许个人经济自由，甚至一定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即所谓的“威权为体，民主为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渗透程度较深，倡导经济优先，政府在加强市场立法的同时，多用政策性规定来纠正市场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