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这几天读报,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央视一播再播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成了一个话题。《南方都市报》时评版连续刊发了几篇相关的评论,持论者几乎都在强调民主自由。比如庄礼伟教授的文章,就以“‘优质民主’是国家崛起的首要条件”作为标题;党国英老师指出“要合理地界定公权和私权,并对私权进行保护,必须建立民主制度,因此,理解大国崛起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民主’”;邵建和连岳说的“以人为本”和“大国民”,在我看来都是在说个体的权利和自由。
我自己的前一篇文章,谈的是“大国”、“崛起”这些用语对民众的迷幻效果,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当我带着这个问题,想要去细看一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读到了《南方周末》记者对主创人员的访谈。这个短短数百字的访谈中,只有四个问题,分别问了该片的学术指导钱乘旦教授和总编导任学安先生。记者问总编导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主创人员,你们想传达什么?”他的回答中没有提到民主自由。记者又问了第二个问题:“有人在片子中读到自由、民主,这是你们要传达的信息吗?”总编导的回答是:
“我不同意这种表达方式,甚至不太喜欢这种解读方式……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民主制度来概括这个问题,这是片面的。我不太同意这个简单的抽象,也不喜欢这样的用词。这种过度抽象的解读,实际上背离了我们创作者的本意。”
而学术指导也在回答中作了类似的表述:“一谈制度就是民主是不对的……不能狭隘地理解这些问题。”
与专家学者的强调和呼吁截然相反,该片的主创人员对于民主自由问题反复使用了“不同意”、“不喜欢”、“片面”、“简单”、“抽象”、“不对”、“狭隘”等词语,不仅表达了他们的不以为然,而且传递出对这个问题的强烈的厌烦情绪(不同于一般性的持不同意见)。
我不知道钱教授和任总编导的真实意见如何,但是我知道现实中的确存在这种鲜明的对比:有人把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奉为圭臬,视作神圣,而另外一些人则避之惟恐不及,一听到这些词就极其厌烦,甚至反感。
我曾经努力去思考,他们为什么厌烦民主自由?如果说这些人都赞同专制独裁,或者认为人就应该当奴隶被豢养,那肯定是冤枉了他们。事实上,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曾经还为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告,现在也并不否定民主自由,至少不公开否定。
有一种答案是这样的:有些人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图谋一己之私利,让人反感;有些国家,比如美国,用强权推销民主自由,让人觉得虚伪。但是,被利用的岂止是民主自由?难道历史、国家这些东西被人利用的时候还少吗?篡改、欺诈、愚民、杀戮,人类有多少不义的行为,都是以历史和国家的名义!为什么钱教授和任总编导并不厌烦历史和国家呢?
我知道,在我的身边,有不少人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起初,他们对民主自由满怀憧憬,对那些勇敢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满怀敬意。但是随着他们在现实中的挫折、妥协、苟且,他们慢慢地回避这类话题——肯定别人的勇气,就等于映照自己的卑微和猥琐。对于一些胆小而又诚实的人来说,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大人物的人,却不满足于回避,对于自己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争取的东西,他们一定要把它说得一钱不值。于是他们去挑民主自由的毛病,果然发现了一大堆,随后就颇为不屑地指着它说:不过如此嘛,有什么稀罕,以后再别跟我提这个!他们越来越理直气壮,久而久之,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我并不确定钱教授和任总编导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口口声声要认真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之道的人,却表现得对民主自由如此厌烦,他们制作的片子,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浪费时间去看了。尽管任总编导在接受采访时得意地说:“一些地方官员通过各种渠道,想尽快购买影碟。”
(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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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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