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怀

毫不武断地说，"新左派"的问题意识与问题表述完全是从西方来的，但是问题的指向却是中国。他们力求表达的是对于现实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切关怀。我们有必要肯定其善良动机。其中，尤其值得认同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性"认知的适当强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的关注。

就在同时，则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时所存在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ofmisplacedconcreteness)，即把具体感放错了地方的谬误。这种谬误是指，一个东西因其特性而成为自己，当我们把它放到与其特性疏离的地方，就好像觉得放置的地方本来就有此特性似的。(17)从这个方面说，"新左派"将西方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的批判横移到中国来的时候，其中国关怀不可避免地存在三重错位：

第一、中国关怀的理论认知的错位--这是指，当中国"新左派"在横移西方左派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时，没有对理论移借的审慎性予以重视。他们对于西方鼻祖理论的横移，事实上经过了三重过滤而不自知，还以为西方左派理论具有另类普适性。这三重过滤是：首先一重，是生活于西方社会的理论家对西方实际问题的理论过滤；这种过滤，已经使得西方鼻祖的理论建构存在误区。如法兰克福学派就将德国的经验与外悬于美国工业社会的个人处境，作为指责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背景依据，使得他们的某些断论失之确当。(18)

而生活于西方社会的非西方国家人士，也是以自己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立论的。如果对他们进行理论建构时的特殊境遇不加留意，那么，就会对其特殊的结论不当加以普遍推导。其次，由于中国国内"新左派"在摄取西方左派的理论营养时，客观上受到地域与关注点的限制，因此，不能不借助于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中国学人或急切去西方求取时髦理论真经的中国访问学者的过滤。这就难以避免前者在过滤西方左派话语时可能只是一种理论策略选择，因而无法将西方思想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国内"新左派"的问题。也就难以避免后者在西方阅读左派文献囫囵吞枣，以致于未对西方思想所处的文化语境加以审慎分辨，造成急迫的"拿来主义"心态下的"新"便敷应用的急促举措。再次，"新左派"多是以现实的批评者自居的，因此，一切现成的东西都是陈旧的东西，他们以"前沿"理论家的学术角色定位，因而，他们对西方最新的理论言述便容易加以信从。殊不知这中间也经过了他们无意的过滤，过滤掉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留下了那些他们以为足以用来指责某些东西的对抗性内容。由于中国"新左派"在利用西方左派的理论时对这三重过滤未予慎重的对待，这样，西方理论的原初指向与理论结构，完全被他们打散，在用来解释中国问题时，便显得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但是，这就必然造成一种双失的解释后果：一则失于对西方时髦理论的粗拙套用，以至于究竟想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什么具体问题，弄不明白。二则失于对中国问题的时代性内涵与跨时代性内涵、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全球性把握的失措。于是，不得不诉诸感性直观的总体把握，以拙劣的煽情来处理本应严肃、细致地加以分析、研究的问题。(19)

第二、中国关怀的历史维度的错位--这是指，中国"新左派"以西方左派的理论作为表达自己中国关怀的支持理论时，由于相应对于中国的问题本身的关注要服从对西方理论的应用需要，因此，他们对许多中国历史事实的尊重程度就降低了。在这方面，有三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判断缺乏"大历史"的视角，流于对当代史的"现场欢呼"，即以对现成的东西的认同，来判断历史的东西的正当性。比如在现代中国政党政治评价问题上，"新左派"就持有一种不尊重历史的立场。如王彬彬对于胡适1948年呼吁国共两党谈判是"威胁利诱"的判断，以及对于执政党领袖关于以往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理智判断加以否定的说辞，都是表现。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敏感性，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历史问题，换算为另外两个易于讨论而又亟需辨析的抽象问题：一是"娜拉有理由出走"，革命自有革命的充分历史依据。二是更为紧要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以后，究竟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执政状态，回报参与革命的人民大众?如果真正尊重人民的权利并代表人民利益的话，执政者就应当对于后者加以极度的关注，而不是继续以"穷过渡"的方式来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声称为人民大众代言的"新左派"却恰恰与执政党的正确取向悖反，呼吁执政党要以无节制的革命来保证一种不断的"创新"，这与"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几无区别。

其二，"新左派"对现代中国史上存在过的评论政治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未予尊重。远在四十年代末，政治学家储安平就对时局发表了精辟的评论。断定一个执政党对于社会的尊重程度不够的话，那么，人民的民主就会从一个"多与少"的状态变而为"有与无"的状态。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邓小平指出的执政党领袖对于党内民主的忽视、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忽视，造成了我们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结局。为此，邓小平强调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意味着"原创"；健全，意味着"配套"。这都理智地肯定了在意识形态上争论社会主义的意义限度。其三，"新左派"对于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分析，完全建立在一个历史阶段的"成王败寇"的逻辑基础上。他们为了批判自由主义，而以一些完全不能代表自由主义理论的人物浅薄地宣称的"历史的终结"，拿来作为批判整个自由主义理论的依据，却又悖谬地容许自己在面对中国历史时，持一种结局式的历史断论立场。

第三、中国关怀的现实判断的错位--这是指，当代中国"新左派"在面对自己论说问题的时局时，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的判断，是与现实中国问题完全错位的。"新左派"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思想逻辑是，由于当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就应当将问题放置到全球化体系中加以论断，而不应当就中国论中国。为此，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怎么成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避而不谈，对于这一经济形式是否能够成功配套的问题也不予关心，相应对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政治制度、法治需求予以回避，对于这一现代政治经济运作形式要求的思想以及其历史经验加以简单的否定。从而，对当下中国思想界针对问题症结所做的理论努力，加以蔑视性的评价。事实上，当代中国是否像"新左派"断论的那样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体系之中，本身就是问题。同时，中国的发展问题如果还被"新左派"认为是必须的话，那么，十分应当首先尊重中国"发展的硬道理"。就是从"新左派"口口声声所谈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路讲，也十分应当承认从经济问题谈起的思想逻辑，再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讨论所谓"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相反。假如不把谈论问题的起点在经济问题上"坐实"，也许，"新左派"就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人民民主问题，因为，一个对于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问题都不予关注的人士，还凭什么以人民的名义高谈阔论。或许，"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欠发达的中国发展问题，确实有一个中国人忽视自己的紧要问题而专事务虚的后果。这里，可以说，以"穷过渡"为光荣的心理潜影，在"新左派"的论述中恍然瞅到。

面对"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中国社会朝向规范化发展的运动，面对中国积一百五十余年的教训才确认的经济优先发展思路，"新左派"在这一过程始发时就完全从相反思路言述问题，似乎对于中国问题不分主次先后的"一锅煮"解决思路，难于成立。而从其言述的负面结构看，则可以说，这种思路为我们所熟悉，"中国可以说不"已经有粗鄙的表述，而"新左派"所言不过是精致的"中国可以说不"的版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