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这并不符合事实。同样，今天的J.P. Morgan银行经过无数次分分合合，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出台前的老J.P. Morgan公司除了继承同一商标品牌，其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公司文化、业务与客户基础皆有显著不同，市场影响力也是今非昔比。

该书武断地认定，所谓国际银行家为一小撮利益一致紧抱一团的阴谋团体，而对现代金融体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空前激烈的竞争这一客观事实全然漠视。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曾经盛极一时的Drexel、霸菱等老牌银行都已破产，而书中一再提到的库恩·雷波公司也已经无迹可寻。

事实上，金融业是现代经济中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与垄断组织相去甚远，这也就是金融创新如此活跃的一个原因。金融业也恰恰是现代经济中最受监管的行业，其经营业务活动受到各国政府如财政部、央行、专职金融监管当局甚至国际组织的严格监管。书中所刻意描画的超然凌驾于国家政府乃至国际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恐怕除了存在于作者的丰富想象中，纯系子虚乌有。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国内信用与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金银币、纸币现钞、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国债、通货膨胀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颠倒了货币发行与公共财政的因果关系。

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前身机构的货币发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债务为抵押，是为了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而不是要挟政府不断发债。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为战争或铺张而开支过多，导致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与负担大小，而不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如果政府不能通过借款（发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往往必须依靠央行的信用，即货币融资 （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 deficit），其结果是诱发通货膨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尤其是玻利维亚、墨西哥、阿根廷与巴西，都是政府通过央行滥发货币弥补极度财政赤字，结果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典案例。

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货币战争》一书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更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这些指控颇为离奇，近乎荒谬。 任何一个了解金融基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盈利也就表现良好。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冲击，是最新的例证。

《货币战争》一书称，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为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有违基本常识。该书还声称，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也不合逻辑与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自然最倒霉。该书并没向读者解释清楚究竟为何国际银行家企冀的不是价格稳定，却偏偏是通货膨胀。

《货币战争》一书试图给读者一种旗帜鲜明、是非清白的印象，但其实立场含糊不清，多处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书中弥漫了反犹太色彩——不断影射一些国际金融家的犹太出身背景；揉杂了极左思潮——抨击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市场经济政策；极右倾向——仇视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民粹主义——反精英阶层，敌视华尔街、金融界与大企业；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不信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与机构；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并流露出对任何集中权威包括中央银行的天然不信任；对日本的同情与反西方意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系西方国家金融核弹打击所至；日本倡导亚洲货币基金乃“天经地义”，而美国的反对属极端不合理等）。

总之，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方面，此书是一杯奇特的“鸡尾酒”。这也难怪。书中所援引的原著政治立场本来就五花八门，作者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中文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