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我们继续《时事开讲》，在本月17号被誉为美国最值得信任的人，最伟大的主播克朗凯特在他纽约的寓所中去世，享年93岁。他的去世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我们请邱先生来告诉我们。邱先生很简单，克朗凯特的过世，能够为我们这个年代带来什么启示？

邱震海：克朗凯特我们知道他是1916年生人，他在1962年到1981年长达19年担任CBS晚间新闻主播。这个年代我们知道人类电视差不多从50年代开始，1962年到80年代，正好人类电视从黑白电视，刚刚开始成型、产生、发展，然后到兴旺的年代，所以他首先是伴随美国电视整个兴旺的年代，这是他第一个背景。

新闻媒体：能否成为最可信的人？

邱震海：第二个背景就是长达19年担任新闻主播，当然在美国人民心目当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我觉得时间还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他长达19年的过程当中，他的执着。他应该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件，从1962年到1981年，他经历了多少事件？肯尼迪事件、越战、水门事件，当时作为一个主播他都会经历。

尤其在过程当中他面临许多的外在因素对他的干扰，有经济上、政治上的因素，有CBS他的公司承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转嫁到他身上，希望他能够做出某种妥协，比如说面对越战，你到底是反战还是不反？你对越战是持什么样的态度？他当然是持批评的态度。所以对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看了他CBS的主播、主持的节目之后，对越战批评的纪录片之后，对他的助手说，我一定要争取这个人，如果我争取不到这个人，我就争取不到美国中产阶级的选民，说明他在美国中产阶级选民当中影响非常之深厚。

水门事件，当时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当时CBS承受了很大的压力，CBS的老板也希望他能够一定程度做出某种妥协。但是最后他还是千方百计设法把两个《华盛顿邮报》的年轻记者做的一些全方位的采访如实播出，他自己承受了很大压力，说明他有一个新闻工作者基本的良知。当然有时候承认压力，某种时候要做一些妥协。但是那种妥协必须是有底线的，他的底线是不可以失去的，所以很多人说，克朗凯特不在于他的时间长，也不在于他的陪伴美国电视的成长，而在于他为美国电视树立了几道黄金标准。

黄金标准说起来很简单，第一个是真相，第二个是准确，第三个是独立，第四个是尊严。真相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说新闻教材第一课就是真相。但是你真正忠于真相，并不容易。第二就要准确，第三尤其重要，独立，你如何保持一个新闻人面对经济、政治势力，或者是威逼、利诱，你依然能够保持独立非常重要。

但是我要问一句，他的独立精神来自何方？是来自他个人的理念，对新闻执着的追求？还是来自体制的保障？有的人说是来自美国宪政体制的保障，因为美国的《宪法》已经开宗明义就规定新闻自由。我觉得当然是对的，没有宪政体制的保障，任何一个新闻人想独立也没有用。反之如果没有他个人理念追求，有一个空的新闻自由的体制给你，你这个人不想追求新闻的自由和独立，你又有什么用？

但是我想反过来说，即使有了体制，其实还是不能完全保障，即使你自己想自由，也还是不能完全自由。你如果没有基本的人文道德的水准，比如说南方朔先生前一阵在《明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美国有克朗凯特，台湾只有名嘴。台湾的名嘴必须承认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把陈水扁拉下台的过程当中。但台湾的名嘴没有一个能够发展成像克朗凯特一样，让全台湾的老百姓认为，那几个人是台湾人民最信任的人，或者是太绿、或者是太蓝，或者只不过为他们从属的政治理念、政治团体在服务。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大家是很有一些可以思考的空间，我基本认为体制、个人道德理念都是原因，但是与此同时还有更加深层的东西让我们思考。你比如说作为一个新闻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媒体人，到底如何来从事你自己工作？也许有的人说体制不行，我就可以躲在后面安心经营我跟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安心经营跟财团之间的关系，因为说实在的，就像每一家报纸，他每天都有无数的版面需要填空，每一个电视台和广播电视都是由时段需要填空。说白了，填什么不一样，只要你能够做一些妥协。但是当你或者向政治势力做出妥协，或者像经济做出妥协的时候，你在放弃你真正作为新闻工作者一个神圣的职责，这种误导公众某种程度不亚于堂而皇之的谋财害命，所以克朗凯特他有一句名言，他认为新闻记者首先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我认为知识分子不是说读过书的，也不是大学教授，只是一个博士学位就完了。相反知识分子按照以前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沙特，他有两句话，第一知识分子就是关心那些跟自己的利益、跟自己的身边事没有关系的事情，第二当一个科学家，你今天在实验室里搞核武器的时候，你只是一个核科学家。当你明天要离开你的实验室，走上街头反对核武器的时候，你就从一个科学家变成一个知识分子。前者你是在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后者你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具有世界终极关怀的一个人士，具有批判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认为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5个W、新闻的专业技巧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他没有人文关怀，如果终极关怀，没有独立批判精神，最终你只能成为受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左右一个填充版面和填充时段那样，还是我的一句话，只是堂而皇之在谋财害命。

姜声扬：在今天的中国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成为最信任的人？邱先生您是不是中国最信任的人？

邱震海：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比较坦率讲，我认为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在今天的中国转型非常之快，我们国家发展太快，以至我们大家面临的困惑也非常快，当然腐败各方面的利益团体让我们感到不胜其痛，压力很大。

但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如果说中国依然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哪怕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能够告诉公众，他们还是能够一定程度尽他们的所能、良知，在他们能力能够做到最大范围之内，替公众利益讲话，而不是替某一个经济或者政治利益讲话，我想在目前这个阶段，在中国飞速发展的转型期，也许是能够给社会公众很大的安慰和一个很大的精神支撑。我记得以前中国有一位作家在采访志愿军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谁是在可爱的人》，我想无论在今天的美国，还是今天的中国，因为美国和中国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还在转型，美国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它有另有一种困惑。我们也许可以写另外一篇文章，根据不同的国情，题目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叫《谁是最可信的人》，我想这不但是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可以思考，也是大家可以共同可以思考的。

姜声扬：没错，不光是媒体人的责任，也是所有人的责任。非常谢谢邱先生为我们做的点评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事开讲》，我们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