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没错，那六百万人，已经是在日本人管治之下五十年了，说日本话，穿着木屐，突然间跑来两百万人，而且这两百万人是要统治他们的。他们的这个心理状况，我就发现你细微的体会下去，你会很有感触。

周轶君：我觉得其实她这本书里面，我倒是很难看出非得这种对立的，无论是胜利者，或是是失败者，而且她这次做了一种尝试就很好。她把她跟世界上当时发生的很多事情去做对比，包括在中国，前后去对比，她得出很有意思的一个结论，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她说这是普通的一年。为什么？她在讲一个例子，说一个小孩，他当时十多岁，高中被拉去当兵了，被国军给拉过去，是怎么拉？人家就拿一根竹竿，一量，你多高了，你够这竿子，你就去了，什么也不知道，就去读书，然后就去当兵了。

然后他们走过一些庙，但是还要他们去念书，读《古文观止》等等。然后他说他在读这个书的地方，在永州，就是柳宗元当年说永州产异蛇等等。他去翻这个地方的地方志，前十几年的这个时候，地方志上同样记载着说，这一年这个地方是战乱不断，大家都饿肚子，原来这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不过是普通的一年。

再说到一九四五年的时候，到一九五零年的时候，当时在全世界，那时候是二战刚刚结束，全世界也是驱赶德国人，把德国人从波兰，从其它地方，都赶回他们的老家。因为她对德国历史比较熟悉，然后她讲到她的一个朋友，一个小女孩，她们家族从波兰逃出来的时候，她的祖母一定要走之前，非要去她父亲的坟上再磕一个头，说当时只有祖母才知道在战乱中，一切的暂别都是永别。那个小女孩拼命跑到她当时一个小男朋友家里，写了一张字条说，夏天等我回来，但是再也没有回去。

她把它放到一个大历史上去看的时候，你更多体会的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命运，而不是说哪一方政治上的胜利或失败。你像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台湾的文学比较多，像无论是白先勇的，他写的台北人都是那些我们叫。

许子东：失落的，失败的。

周轶君：高等的外省人，像尹雪艳等等那些人都很失落，或者是命运的，你看他那个文字间，他没有控诉，没有对历史的哪一方去控诉。而且白先勇到后来总是归结到佛教上的一些东西，无论是缘，无论是命运，这种结束等等。他里面会不断地讲到，中国人给你算命的时候讲到什么，更多他是讲个体，但是个体之间才有共鸣。

窦文涛：是。

许子东：看你从什么角度立论的，你从大的政治的角度，人口的角度来讲，台湾六百万人，当时的情况是六万万人得到解放，所以在这个方面来看，你是1%，它很不重要。但是你换个角度，从人道，人的角度来讲，个别的人也非常重要。写战争，一般一个民族写战争，有三个不同阶段，战争刚完的时候，就是歌颂胜者，谴责败者。因为胜负虽然战场定，人心尚未定，所以还要不断地来强调成者王，败者寇。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战争就稍微平下来，就不会贬低败者，因为什么？你要把败者写得很蠢，很弱，不突出胜者的光荣的。你明白吗？一个败者如果很蠢的话，他整天在那里嚎叫的话，那说明你胜的人没有什么厉害。他们曾经说过，台湾那时候太腐败，所以共产党开始的法就不那么精密，英国人的那个东西非常厉害，所以美国开始反英的宪法就很周密。就是它取决于敌人，你才强。

但到第三个阶段，他甚至不是总结这些胜负的原因，它就是站在悲天怜人，你想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拍《硫磺岛》的两部电影，记得吧？一部电影是写美军胜利，那个旗帜，可那个旗帜当初有很多作家，反映了美国战胜国里边的很多内幕。第二部电影写一个日本将军，那杀了多少美国人，写那个日本将军的合理的，内心存在的过程，等于在我们的说法有点歌颂敌人，但是这是美国写战争的，没有人会糊涂到说，你把我们美国人烈士的鲜血放到什么地方呢？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照样得大奖那个电影。

所以这个其实对战争的这种处理，是拉开距离，不仅是文学上，我觉得是观念上，是有一个进，这就是说为什么我说《建国大业》在商业上非常成功，在宣传上非常成功，可是在文学性上，我觉得是比以前。比方说八十年代乔良写《灵旗》，莫言写《红高粱》，中国的作家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从非常小的细节来描写战争的人道层面，只是近年来反而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