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他指的就是司马迁式的这种受了腐刑，还要？

梁文道：也有很多坏蛋是很好的学者，对不对？

窦文涛：对。

梁文道：那的确是有的，可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问题，其实还牵涉到国际跟中国的关系，就是说讲学者为什么不再有兴趣、有耐心专门做学问呢？首先这也是个国际趋势，就是首先全世界今天你要认真的写一部学术书出来，是很难的。

窦文涛：这么厚的书，我觉得看都没人看了。

查建英：还是下集。

梁文道：对，两册。现在要的做法，全球都是这样，任何学科都是一样，再好的大学也是一样，是写论文，先在一级的期刊上面发表了，然后过了几年截集出书，一般现在都是这样，就是整个学术的工厂化，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你几年你不出东西，人家问你你怎么不出？你再不出我们炒你鱿鱼了，你说我说我在写巨著，那可不行。

查建英：这是一个角度，还一个角度就是说这种专业的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包括季羡林先生还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我要是下辈子再有轮回这件事，可别把我再弄成一个知识分子。他说这个知识分子和这个学问家，是有区别的，就是做这些非常专业的，只有很少数的同行能够懂的，但是又很有价值的这学术和一个学者的政治关怀，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两回事，所以他他对他所敬仰的胡适先生都有疑惑，他好像去，胡适（墓前音对）还觉得他，你这么好的一个学者，你为什么要搅和这么多政治？一会儿去国民党那游说一下，一会儿又当个大使，他也不解。但是实际上在当代，也不是光是当代，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在中国也有，就是士大夫要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我要专业，这是一个基础的，我要有专业。但是在一个大事情出来，比如说战争出来了，或者国家整个的政策出来，他要出来发言，你看欧洲这些什么（哈配马斯音对）他们这些，欧洲这个传统尤其强烈，他要有一个表态，就像爱因斯坦，我是最牛的科学家。但是在原子弹这件事情上，要不要打这个仗？我要发言，我要有一个态度。

窦文涛：你看那个罗素，为了坐牢，为了反战，就可以坐牢。当时可能全国人民都反对他，你这个怎么这么不爱国？甚至于我就说，你说这个胡适，其实我现在觉得胡适讲的有道理，人家说如果觉得胡适是什么大逆不道，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太可笑了，因为胡适说的都是大白话，最基本的道理，比方说胡适那个时候说，你冯玉祥来，把清朝的逊帝，就是溥仪赶出故宫。胡适当时只是说，你说话要算数，你当时是跟清朝王庭跟他签合约。他不抵抗，他放下武器，你给他清史的优待待遇。可是你怎么不守契约呢？你怎么把他赶走了？但是当时胡适说这个话？

梁文道：这话不够革命。

窦文涛：所有人都反对他，封建皇帝。

查建英：包括鲁迅我这一点，就是老是觉得有异议，就是说鲁迅还做一篇文章特别损的说胡适去见溥仪，说什么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就是很挖苦的那种鲁迅笔调，就是觉得你还这么一个封建皇帝面前还好像很容幸被他接见。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混淆的东西，就是说你在一个基本文明礼节上表示一个礼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影响你对整个制度的看法，要和人格、道德和基本的文明，和你的政见是有区别的。我们老是把这个混在一块。然后把政治道德化，或者把学问道德化，最后是一笔糊涂账，最后连基本的常识，就是说尊老携幼，要对一个敌人都要有友爱，都要客气，这些常识全没了。

窦文涛：没错，我就想起他们老说韩寒特立独行，其实我看，他只不过说了一个最平常的道理，就好比如说有的时候他说爱国愤青，爱国愤青就骂他说要是外国人强奸你妈，你也不愤怒吗？他说外国人没有强奸我妈呀，我说这个话，如果都叫特立独行？

查建英：而且我说实话，韩寒是个好孩子，你不要看他？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