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我觉得关键在于，就是在这些人身上，现在大家好多人说现在什么大师哪儿去了，或者说踏踏实实做学问，这些人身上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我看到一种心定和心安。他为什么一辈子按说他们经历离乱、动乱，或者他们说现在的诱惑多，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诱惑也多，但是你都会看到一个老学者一辈子专心于自己的学问，他也不去干别的，也不怎么着就是这么弄。他首先心是定的，再一个他不会轻易的像我这样，哪儿有诱惑可能就被引去了，这是怎么来的呢？

梁文道：首先我觉得他找到个安身立命的东西。

窦文涛：就是安身立命。

梁文道：以前中国人讲做学问是安身立命，其实全世界我觉得做好学者要知道这是你安身立命的东西。

查建英：对。

梁文道：不管这事儿多小，小到你有多少知音，全世界可能就像我们那天讲几十个人懂你干什么的，但是我就干这个的，我定了。也不是说现在流行什么我也去搞一搞。

查建英：对。

梁文道：你很难想像季先生现在说，哎呦，都搞（后知名）了我也来一个，对不对，不会这么做的。他就是我就干这个，我一辈子就这么干。而且刚刚我们讲到他们的那种人格，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但是我常常有这么一个联系的想法，就是他的谦卑跟做学问的严肃是有关的。他的谦卑是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了不起，或者怎么样，他看自己他不会看得太大，然后做学问的态度恰恰也是这样。你不要有一点点的小发现有一个创建出来，就好高兴就得怎么样很张狂。因为比如说我看季先生的文章，他以前做佛经语言学的东西，里面讲的绝大部分引用的材料，我都是看不懂的。但是你能够看的出来他是仔细，他整篇文章要讲一个基本观点，那个观点他一开始就指出来。

如果换作我们今天的人有这种观点太高兴了就写了，他不，他写了这个出来，他为了论证他的合理合法性，一段一段一大堆材料要堆多少东西进去，要多严整要完全做到滴水不漏，才说我一开始说那个看来果然是能接受的，这是谦卑啊。

查建英：所以他佩服的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他佩服的四个人里边儿有一个胡适，他最佩服胡适的原因就是胡适提出来这个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一个特别精密严格的学术专业研究态度。

窦文涛：他还佩服一个，你讲。

查建英：但是这一点我就说他要有一种态度，而且要有时间，现在为什么这种人少了，就好像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焦躁感。老怕这个东西我要花这么多时间，投入和回报是不成比例的，眼看着那些出东西的人已经拿到了很多回报，我干嘛呢在这儿，就觉得好像很傻。我举一个例子我听过北大张维迎，就是经济学家他给我讲过，他当年在牛津上学的时候，你像经济学在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显学嘛。

梁文道：是显学。

查建英：经济学家都是供不应求，就是叫什么，到处都在请他们发言，对这对那都要评论现在当下，就股市怎么样，改革怎么样。

梁文道：都懂的。

查建英：但是他说在牛津的时候他最佩服，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牛津的那些名头儿很大的经济学家学者。就是上课只有那么六七个人，研究生级，讲的都是特别专业的。然后那些先生乐此不疲，在牛津上了几十年的课都是教这种小课，学的很深很专业，然后这些人完全觉得享受，就是人生的享受。

窦文涛：那真是在象牙塔里。

查建英：在象牙塔里。

梁文道：象牙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