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说就是人的一种坚持，我觉得倒不是说他要跟政治什么为难，确实他要得出他的思想，要成为所谓大师，这确实是一个基点。

查建英：而且真的有其师必有其徒，后来不是就也是一个很很著名的例子，就是他的一个学生，替他去文革批斗，替他去挨打。

窦文涛：没错。

查建英：打的半死以后，问他什么感想？然后这个学生还说，我能替我的老师来受这个苦。

窦文涛：挨批斗。

查建英：真是我的容幸，你说这种人。然后他的老师当然到最后，我觉得就是说在那个年代，你要知道就以我的肉体去跟你这个强权叫板，那是只能极少数人能做到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他也是一个书生，我听说陈寅恪在那个期间，也很恐怖的。很苦的，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是沉默，我不说假话，我不做跟着做违心的学问。另一个他就说我另辟一个，就是他写《柳如是别传》，就为一个明末清初的青楼女子，烟花女子做传。还有一句诗叫“著书唯剩颂红妆”好像就是说我在这种时候，我的学问只能歌颂一个不屈的，有气节的一个女子了。其实他是含义非常深的，你看他很多的晚年旧体诗，真是沉痛啊，就是很多东西就是那种所谓叫做痛哭古人以祭来者，这种感怀？

窦文涛：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要有同情的理解，不要太多用人格、气节这些东西去衡量知识分子的选择。人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你的学问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最主要的。我记得有的时候，王朔曾经说过那么一句话，他讲老舍，别有用心的说这么一句话，说是死只能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忍倒可能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他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谈论一些伟大的作品，说起这个作家，我们都在说，那真不是个东西，而不是恰好相反。就是说那个意思，我们伟大的作家太多了，可是我们伟大的作品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