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印斌

这是一个让人流泪的故事。一个租住在繁华都市打工家庭的悲伤影像，30岁的妻子周传艳在床上死亡至少三天，尸体已然渗出尸水，三岁的大女儿和一岁的妹妹还躺在她的臂弯里，饿得神志不清……早些时候，邻居们还能听到小姑娘哭闹喊饿的声音，再往后就无声无息了。而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丈夫陈华此刻还在外面工地打工赚钱。(《重庆晚报》2009年3月3日)

这也是一个让人愤怒却不知向哪里发泄的故事。周传艳的死因警察正在调查，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时，都很难平心静气地将其仅仅作为闲话的谈资。一对外地进城的农民工夫妇，何以在这个他们一样付出心血汗水的城市连一点最基本的地方关怀也没有？甚至，他们居然就那样像一根笋一样插在城市的摩天大楼间，孤立地生长、寂寞的开放，连一个最亲近的朋友联络也没有。

我不知道，女童莉莉留在那间重庆出租屋墙上和门上的抓痕，需要多长时间才会被下一户农民工家庭涂抹掩盖；我也不知道，与亡母面对面至少三日的姐妹俩，这一生恐怕都很难抹去铭刻在心中的的那份恐惧、无助和大悲伤。

对于三岁的莉莉和一岁的薇薇而言，她们这一代人注定是要承受数不清的苦难的一代人。事实上，她们的父母已经承受了许多，31岁的父亲陈华打工多年，漂泊不定，在浙江与打工妹周传艳相识相恋，草草的一桌饭之后，组成了一个农民工家庭。周传艳和陈华，十多年的城市光景都无法使他们转换自己农民工的身份，无法使他们成为城市的一分子，“社区除了向民工们提供房源信息外，便是停留在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和提醒到辖区派出所办暂住证的层面上。”于是，他们只能将眼看着渺茫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了。然而，以他们在城市里脆弱的生存能力以及几乎完全缺失保障的外部环境而言，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路途注定将无比漫长。

从人的本性讲，社群化的生存是共同抵御外来侵害、不虞灾难以及潜在风险的必然选择。然而，城市化的大潮裹挟之下，农民从以往社群化的组织———农村中脱离出来，孤雁飘零，孑然进城，即或三五结伴，在茫茫然的城市楼群中一样会稀释得十分淡薄。而城市现有的保障健全、管理严密、体面有尊严的社群，他们是很难被纳入的。在目前，除了教育、经商等路径之外，以农民工的方式体面进城的先例似乎不多，周传艳所谓的希望女儿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就是这种摆脱孤立身份的无奈呐喊而已。

寄托着全国人民殷殷愿望的全国两会次第召开，我想，与国家、民族的宏大议题相比，重庆这个可怜的农民工家庭的命运遭际，或许同样具有让人动容的样本意义。一个常年外出务工人数超过一亿三千万人的国家，一个计划将加速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的发展中国家，到了必须正视这一个庞大群体在城市里如何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时候了。他们同样是我们的国民，理应享有与全体国民一样的、不差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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