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解决中国村镇建设的资本积累问题

中国农地和农房的商品化必须与大规模的城市化拓展道路结合起来，农民住宅商品化是中国村镇城市化的资本保障，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又为农民住宅商品化走向更高级的集合性的社区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欧美主流社会学家早已呼吁，全球化、新兴的通讯技术、快速铁路和公路将使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形式走向解体。美国更有社会学界反复强调19世纪是“大城市时代”；20世纪后半叶是“大郊区时代”。

目前内地计有660多个城市；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80多个、县级市370多个；800多个市辖区。城镇郊区和结合部的农业人口接近农村人口一半，这个区域的农民住宅大约有100亿平方米左右，本着节能、节材等节约资源的重建原则，这个地带的宅基地至少可以改增建300亿平方米以上的新建住房，这是以存量地权资源解决城市需要不可多得的拿手本钱，具有承载城市和农村移民迁移的巨大生存体量，应走世界先进的不动产业的发展模式。

这个改革将直接推动城市资本与村镇建设的整体互动，其现实意义就是一举解决中国村镇建设的资本积累问题，解决中国城市化的运转模式问题，这种以市带村的资本流运转是中国现代化最理想的扩张。

构建大郊区时代是中国现代社会都市化、村镇化两元体制协同反应的历史转型；是构建新型中国消费社会的最经济的新型生存空间和发展模式；也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稳定器，它必将包容海纳整个中国社会不同资本、不同利益阶层的创富要求和生活开拓。为此大郊区时代将为农民创造中国现代化的最重要的转变机会，农民应该成为集团性的投资者并享有从村镇到社区的创富机会，其中发达地区的农民应该探索村集体分解为村镇行政和村镇股份公司的重大试验，以期将农民的成员权从政商合一的村集中解放出来，更加彰显其利益。

为此优先解禁城市郊区的100亿农宅的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就成为扭转不公平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历史枢纽，为此，不但应该加速立法解禁有条件地区的城镇消费者直接购买农宅的简单交易方式；而且更应该支持城镇消费者个别或集体拥有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的农户、农民联合体进行房屋的联合新建、翻建、扩建等更高级形态的合作，以期使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得到更大限度、更高层次的资源利用。

这个改革的实质就是以中国农民拥有的土地物权，解决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居住保障、土地财富利益分配问题，分区域有效地实现农村市场经济的转型。

3．打通农村不动产体系融资渠道的战略前景

目前全国过百亿平方米的村镇房屋、配组上近4亿亩的集体建设用地，以及18.27亿亩的耕地、1.77亿亩的园地、35.42亿亩的林地和39.29亿亩牧草地，其价值至少超过百万亿以上人民币的市值，通过抵押、担保等路径打通这个不动产体系的融资渠道，至少会有五六万亿人民币的信贷需求，倘若直接进入消费品市场，理论上会每年增加近十万亿规模的内需能力。它将极大地促进粮油、肉禽蛋、服装、汽车、日用品、文化办公用品、通讯器材、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金银珠宝的社会直接消费。我们估计，倘若大胆改革，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提高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增加1万亿人民币以上，这个内需体系的打开将保证中国经济进入中国历史上最巅峰的水平。

三、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战略基础

1.城市化综合症是中国增长面临的基本问题

如何解决18亿亩耕地、4亿亩农村建设用地、3万个建制镇和集镇、300万个村庄、7.5亿农村人口的富裕成长，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和不可逾越的主题。伴随着近20年来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进程，目前中国城镇人口已达到5.8亿，城镇化水平超过了45%，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中性的城市化转型，也是当代世界上最壮观的社会变迁。

但是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预期，按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测算，到2020年还将从农村转移出3亿左右的人口，也就是说在未来12年内中国需要将相当于美国人口一倍半的农民从村镇迁移进城市，这既是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裂散、城市社区的扩大和这个社会科层化重组，也需要城市提供相应的工作机会和社会保障。

亿万人口迁移、亿万人员转岗、同时推动亿万人员建立社会保障，这是中国增长面临的一个基本战略问题。没有农村土地使用权造就的巨大财产收益，没有地方政府土地收益的再分配，没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都将无法完成这次震撼历史的中华民族的社会转型。

2.关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制

二十多年来已有过亿的失地农民移民进了城，由于相当多的农民劳动技能低，造成了许多地区农民“进无出路，退无保障，钞票用完，集体上访”的无业、无地、无保障的局面。当然许多城市也推出了“一次置换，多换多得，分期受益，自谋职业，终身保障”等以土地置换保障的多种新型城镇化道路，但是上海为离土农民建立的“镇保”体制试点，个别地区2007年曾遭遇了支付困难，其根本原因就是农民群体还没有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它说明局部构建农民的社会保障体制有非常大的局限性，为此，农民的社保体制构建需要至少考虑四大因素，即全国的规范性、渐进性的城乡一体性，从农民土地到社保资质的置换性以及历史分期解决的过渡性。

比较可行的战略应包括如下要点:其一，在现有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内，加强财政倾斜，支持各城市全面试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其他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完善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推广广东等地已实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经验，激励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多种形式的缴纳。其二，全面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体制，加强借鉴重庆、成都等地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经验。其三，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先期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厦门从2008年7月起已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移交给该市劳动保障部门管理和经办，它标志着一个城乡统筹的全民医保体系已在厦门初步运转。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应该有效推广深圳等地建立的低缴费、广覆盖、保基本的劳务工医疗保险制度，以及与农民工工资水平相适应的深圳“制度统一好衔接、降低门槛好纳入、实账转移好接收”的劳务工养老保险制度。推动进城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逐步享有平等的权利。其四，逐步确立全国性解决农民社会保障的管理办法，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度性财政投入安排，落实政府配套资金。其五，应该支持地方政府协调解决以农地和农房为基础置换城市房屋、城市户籍、城市最低保障和城市社会保障；支持农民转让宅基地和农房的前提应该先期解决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农民的土地改革造就的主要财产收入应该优先解决自身的社保安排。其六，加快制定全国社会保障统一的发展规划，明确全国区别待遇的社保整体规划，有效推动实现全国统一的社保关系转续，力争10-20年内实现普遍性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转，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缩小农村养老、合作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城乡差。

四、农村土地使用权商品化改革可以促使中国最大限度地开发土地的种养植潜力，减少耕地浪费

1. 土地资源与粮食

2007年中国粮食种植面积已达到10553万公顷，比上年增加70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1094万公顷，减少60万公顷；糖料种植面积167万公顷，增加10万公顷。2007全年粮食产量50150万吨，比上年增加350万吨，增产0.7%，其中，夏粮产量11534万吨，增产1.3%；早稻产量3196万吨，增产0.3%；秋粮产量35420万吨，增产0.6%。

然而中国的主要副食品生产仍然是脆弱的，2007年油料产量2461万吨，减产4.2%；烤烟产量239万吨，减产3.9%；肉类总产量6800万吨，比上年减少3.5%。其中，猪肉减少9.2%，牛、羊肉分别增长6.1%和5.8%。以上这些基础性产品产量的减少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持续下去还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也会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

虽然2008年中国夏粮实现连续五年的增产，2008年夏粮总产量达到2408亿斤，比上年增加61亿斤，增长2.6%；夏粮单产再创历史新高，亩产299.5公斤，增加7.2公斤，增长2.5%；小麦的工业化生产并与农户生产体系有机结合，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和推广大规模生产，改造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以马铃薯、肉类产品、海洋养殖的生产提高改变中国的膳食结构；加大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建立成熟化的国内分工体系并对这个体系适度的减免税务、直接补贴；建立海外基地和有效的国际分工分解中国的食品供应，坚持立足国内实现食品基本自给的需求管理，实现从解决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到安全营养吃好的转型等等。

中国农村全面参与城市化、工业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城市化的简单性扩张性路线必须转型，以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改革为基础，迫切需要实现以国护农、以市带农的城市化改革机制，逐步实现农村要素市场的商品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一体化发展，再造中国农村的社会生产力。这个改革客观的结果可能是一个高增长和温和性通胀的局面，但是，经过努力也可能实现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