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思之二：知识分子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民族之自尊的集中体现。

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精英群体，无论是危难时刻还是和平时期，在知识者身上都必须具有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不辱历史的使命。民族凝聚力在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可谓体现得风骨铮铮。尽管出了周作人这样不想“好好做人”的人，但那毕竟是个别。

早在1935年12月9日，青年学生就在“一二·九”运动宣言中，悲愤地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吼声。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则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知识界的骄傲。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当时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这其中最为杰出的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这种聚合的形态，本身就是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的一种体现。西南联大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保留了最完整的教育形式，培养了一大批最优秀的人才；有一种精神就叫“西南联大精神”。

感人至深的是，西南联大迁徙过程中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完成的“文化长征”。广义地说，整个西南联大的历程就是一次“文化长征”；狭义地看，1938年闻一多等教授带领学生自长沙走到昆明，是一次“文人小长征”。当时长沙临时大学部分师生坐车辗转迁徙，另有320余人组成“步行团”步行前往，从长沙到昆明长达3000里。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闻一多先生也参加“步行团”，学生多少有些吃惊，闻一多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这就是闻先生心灵深处“共赴国难”的情感与节操。悲壮的“文人小长征”历时68天，史上绝无仅有；象牙塔里的不少教授学者都亲历了这次徒步“长征”，经历了非凡的思想历练和精神洗礼，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期的伟岸风骨。当时的青年学子查良铮、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翻译家的穆旦，也参加了步行团，穆旦1940年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在1942年还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经历了九死一生，差点死在人迹罕至的热带丛林“野人山”。文人步行之长征，如长江水流之千里，那种深入到骨髓里头的精神韧劲是无法斩断、不可摧毁的，侵略者想对中国进行“文化绞杀”，犹如举起屠刀来“断水”，应验了那句中国老话：抽刀断水水更流！

抗战中，还有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和沦陷区，是三个环境差别很大的不同世界。若论生活和工作条件，根据地无疑最艰苦。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住窑洞，吃小米高粱，不但要学习和工作，还要参加大生产的艰苦劳动，甚至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正是抗日根据地当时的民主氛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不畏千难万险“去延安”。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弘一法师拒绝东渡的表现，至今让人感佩不已。当时有日本人找到弘一法师，请他循当年鉴真之例，到日本弘扬佛法。面对来人，弘一法师愤而说了如下一番话：“我在日本留学5年，日本学校教给了我很多知识，这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1200年前，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邀请鉴真法师去日本传扬佛法，鉴真法师慨然应允，六渡日本，终致成功。鉴真法师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和医药介绍到日本，他还是日本律宗的创始人。可是现在不同了，当年鉴真法师去日本，海水是蓝的，现在已被你们染红了！日本，我是万万不会去的！”“海水被你们染红了”！多么鲜明，多么惊心！弘一法师还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他甚至将自己的居室更名为“殉教堂”。这样一介谦谦书生，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民族之自尊表现得淋漓尽致。

知识界进步学者组成的九三学社，前身是在重庆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他们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秉承了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精神；尤其是为了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建为“九三学社”，更是受到了广泛的尊敬。今天我们不忘“九一八”、不忘“七七事变”，更不能忘记“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与世界任何国家二战纪念日相比，“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都具有同样的纪念价值。记住一个日子，记住一段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负责，也是对未来的负责；民族凝聚力就需要这样一点一滴的重视和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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