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样说来，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的第三阶段自然就是战后阶段了吧？

王占阳：是的。这个阶段的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劲推动下，一方面，雇员工资大幅提高，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高度发展，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就形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普遍幸福主义分配制度大发展的局面。根据西方幸福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国民财富的增长对于国民幸福指数提高的作用已经基本上等于零。这就表明，到这时，个人基本消费资料领域的普遍富裕已经实现，因而西方分配制度的大改革也就到此结束了。

记者：王老师，您认为，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过程对于认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哪些启示？

王占阳：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中西方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三点启示。一是所有制改革只是初步的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才是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所有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分配制度的改革应当贯彻于以后的全部现代化过程之始终。那种认为只有在现代化达到很高的程度时才能实行分配制度改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没有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不断的适当的分配制度改革，内需就不能持续扩大，劳动力素质就不能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就不能持续积累、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不能发挥、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无法保障、社会管理的成本也必然大大增加……，因而整个现代化进程也必然会在其较低阶段陷于停顿或倒退。另一方面，那种主张迅速完成全部分配制度改革的观点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大蛋糕”，自然也不可能有普遍幸福主义的分配制度。二是所有制改革初步完成后，克服封建残余，实现资本主义的公平分配，即成为了整个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具基础性的内容。我国现在的农民工工资问题，实际基本上仍然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公平分配问题。解决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实际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这种性质。这就表明，我国现在的分配制度改革，实际仍然处于一种很初级的发展阶段。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实际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幸福主义的分配制度。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幸福主义的分配制度，就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所以说，在直接所有制基本完成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未来将长期面临的最主要的改革任务，实际就是逐步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幸福主义的分配制度。而在现阶段，这项改革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真正落实普遍幸福主义的财政制度，即实行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现在改革攻坚战的大部分对象，实际已经转到这个方向上来了。而这也就决定性地表明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以分配制度改革为主导和主体的新阶段。

记者：有人说，这种改革的思路实际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思路，这种看法对不对？

王占阳：我看又对又不对。说其对，是因为从小平同志开始，我们确实就在开始借鉴这种思路。说其不对，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是在独立自主地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现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办事，而并不是在简单地因循哪个党的思路办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一条，就是按规律办事；至于这个规律是哪个党先碰到的、是谁先有所认识的，则是次要的。而且，在历史上，毛泽东、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该理论已应被正名为“新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路，实际也正是这种思路。关于这一点，我在《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1993）和《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2006）这两部著作中，已经给予了深入的讨论。所以，我认为，始于邓小平理论的这种思路，实际首先是源于毛泽东思想，其次也是借鉴于西方社会民主党，而从根本上来说，则更是基于对于中外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形成的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现代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记者：您对未来改革的难度如何估计？

王占阳：简单说来，未来的改革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小平同志早已估计到了这一点。现在看来，由于出现了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难度显然比小平同志的估计还要更大些。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那里暗礁密布，每一步都有触礁的危险与可能。

我们所熟悉的四条道路都走不通

记者：如此看来，“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有人提出，我们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面对我国当前的历史阶段，很多人搞不清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

王占阳：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有很多条不同的道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我们在社会发展道路方面有着较大的选择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任何选择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确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如果我们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错误的，我们则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记者：您的意思是有很多道路是走不通的。

王占阳：是这样的。我们熟悉的四条道路都走不通。在这四条道路中，有两条道路事实上已经不值得讨论了。这两条道路，一是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重新实行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二是退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状态，重新实行直接公有制占据多数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这两条道路之所以已经不值得讨论，一是因为实践已证明它们都行不通，二是因为倒退已经不可能，三是它们已被党中央和大多数人所抛弃，只有少数倒退派仍在坚持之。

记者：历史发展不可逆转，这一点争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