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中国，影响社会的力量多半来自学术领域之外，突出表现在超女、歌星影星等。真正的英雄似乎都是企业界领袖、歌星影星或者运动员。我很希望影星歌星运动员或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们都能够有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但很多人对于宣扬传统文化并不是很自觉。

记者：您曾提过，教育最大的危险是滑入市场社会的危险。缺乏对年轻人的儒学教育，中国传统文化还将如何传承？

杜维明：市场经济是好的，我们担心的是市场社会。中国一旦滑入市场社会，所有人际关系包括婚姻都市场化了。中国人接触的价值领域太单一，过于突出政治经济，对文化不重视。比如中国的精英绝大多数愿意考理工或者医学，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认为学习文史哲好像没什么出路。就是学习社会科学的也大多选择企业管理和外文。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不仅在大陆，就是在整个华人文化圈中都比较少。现在大家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企业、政府、媒体要加大推动学习传统文化的力度。

希望政府和企业投入一些资金，专门培养文史哲的接班人。在美国，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大半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在文史哲研究中从事中国研究的，又是精英中的精英。美国的大学校长，多半也是文史哲出身。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学术地位比商学院要高。在日本，清流（人文学者）比较清苦，但社会地位极高。我很熟悉的一个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他的亲戚中企业家不少，他的薪水比他兄弟低得多，但他在家里最受尊重。另外，学术界的工作比较稳定，可以长期发展，容易得到满足感。比如医学外科手术，做上1000次，是很乏味的重复劳动，没有多少创造性可言。所以医生多半会自己另外发展一些兴趣爱好，或是音乐或是其他艺术等。

西方开始逐步接纳儒家文化

记者：您长期在西方教授中国传统文化，遇到的压力主要是什么？

杜维明：我是从1981年到哈佛大学教书的。在此之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10年，也就是说，我在西方讲授儒家文化已经有近40年时间了。

儒学能不能得到发展，能否用英语或者说非汉语来表述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是儒家能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卡。世界三大宗教，每个都有多元多样的文化形式和语言，我们可以用中文来念圣经，并不一定非得用希伯来文，我们也可以用中文来念佛教经典，并不一定非得用梵文。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英文、法文、德文等来了解儒家文化呢？我个人在这方面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无论是从中文来讲还是从非汉语来讲都有困难。中文的困难在于：由于听讲人过分熟悉，他们会说，儒家的负面影响很大，你一定要在海外多讲它的好处。英文的困难是：听讲人很愿意听，愿意了解和认识儒家文化，但由于不熟悉和文化差异往往导致误读。

不过，现在西方开始逐步接纳儒家文化，开始思考它的人文价值。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把《论语》当作受教育的西方知识分子必须学习的一个文本。《论语》是唯一入选的非西方文本。

记者：他们主要关注儒学的哪些地方？

杜维明：基本上是伦理，包括个人的修养问题，还有社会的和谐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儒学的人文精神是很宽广的。西方的人文学和人文主义基本上是反自然和反宗教，对自然有侵略的倾向，对宗教不闻不问。但儒家所代表的人文学要求人类既要和自然保持和谐，又要与宗教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它的内涵比较宽广。比如儒家的金科玉律，包括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观念正逐渐被西方知识分子接受，成为最朴实的伦理。当今世界各地出现的生态环保危机表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要重新厘定。儒家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唐勇)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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