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笼统地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不等于否定统一战线的政策。国共力量的对比毕竟还比较悬殊，再加上还必须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民族敌人日本，简单地提出“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难免会重犯内战时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何况，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无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冯玉祥不同于蒋介石，续范亭也不同于鹿钟麟。

因此，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同时，一直在考虑如何从理论上和实际上使这个“资产阶级”能够有所区别，以便在资产阶级这个范畴内的那些并不反共的力量能够继续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最初，毛泽东沿袭以往的说法，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两面性。但按照这种区分的办法，蒋介石及其领导集团算什么呢?显而易见，既不能将其归人应当联合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据实际情况，又不能将其纳入到应当打倒的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买办阶级”之中。

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在1940年7月以后“才正确认识清楚”如何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事实也确是如此。

1940年3月，毛泽东从现实政策的需要出发，开始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毫无疑问，蒋介石集团属于必须“反对和孤立”的“顽固势力”。何谓“顽固势力”?按照毛的解释，就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7月13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明确表示，他确信：“国民党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要转变为民主政权，没有大分裂是不可能的”。而国共关系，“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的好转”。

既然肯定国民党现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么，区别资产阶级的问题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

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的重要观点。他指出：“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工业属之，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即是。”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即是。”

毛泽东警告：蒋介石正在与日本搞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

强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有联系，不是没有来由的。

二战开始后，在欧洲战场上，德、意很快就占尽上风。按道理，一向指望英、美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应当收敛自己的反共行动了。但事实上，正是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国民党在华北和西北的磨擦行动也随之大规模展开，甚至发展到陕甘宁边区周围来了。这一度让毛泽东很难理解。

进入1940年2月，八路军在华北的反磨擦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共中央已经毫不客气地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委任朱德为鲁察冀热四省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委任彭德怀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明确主张下一步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八路军、新四军在五十万的基础上再扩军三十万，争取尽快达到一百万。让毛泽东不解的是，尽管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了惨重失败，华北敌后的控制权大部丧失，但他的态度仍非常强硬。

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英、美、法仍旧有干预东方事务的相当能力。他估计蒋介石一定是在执行“英美法最恶毒的反苏反共指令”，目的多半还是要“对日妥协”，“以便在太平洋方面组织英美法日华五国的反苏反共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