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根本上是由于自身在战争中的削弱和共产党在战争中的壮大这种强烈反差所引起的。抗战开始时，共产党只有三四万军队，地盘仅陕北一隅之地。如今，国民党不断丧城失地，共产党却利用敌后空虚全力发展，迅速扩展到华北大部分地区，军队人数也扩充到近20万人之多。抗战爆发不过一年多时间，共产党的力量已经数倍增长，并开始要求重新划分华北战区，这不能不让众多国民党人深感不安，恐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开始制定各种严“防共”、“限共”的秘密文件。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迅速白热化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还行得通吗？

共产国际一纸电报，毛泽东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中国这时明明在军事上已处于严重困境，蒋介石为什么还要搞这种可能进一步危害整个抗日大局的“防共”、“限共”行动呢?毛泽东百思不得其解。一向习惯于把国内阶级斗争动向与国际阶级斗争动向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毛泽东，不能不开始怀疑蒋介石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国际性的妥协阴谋。

1938年9月29日，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来换取欧洲的和平。这意味着，共产党人此前为应付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扩张而提出的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设想很可能落空。慕尼黑协定再度使中共领导人想起列宁对资产阶级妥协本质的论断，在他们看来，不论是英、法、美等国政府，还是蒋介石国民党，自然都脱不出列宁论断的范围。

1939年春，在一次讨论国民党反共磨擦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从各方面进行了分析，而毛泽东的看法很明确：“蒋的政策很大的成分是依赖英美”的，因此，“最近的磨擦，都与英美的政策有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得到的情报说，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只要日本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战争即可停止，而英美也在积极促成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意味着蒋介石想搞“东方慕尼黑会议”，“依赖英法”，“把日本迫到卢沟桥去”，并以割让东北和内蒙作为交换。既然如此，主张抗战反对妥协的共产党自然就成了他的最大障碍，他当然要加紧反共了。

国民党要“限制共产党”，共产党怎么办?注意到这时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叛变投降，而蒋介石坚决反对，毛泽东一时还没有改变对国民党进步趋势的肯定态度。在他这时的谈话当中，对国民党还经常强调“要亲爱，要团结”的方针。

不过，与此前有所区别的是，毛泽东开始特别强调“反磨擦这一条”了。他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占我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捉我二个，我们捉他四个”，用加倍的惩罚打击那些国民党反共势力。他的逻辑很简单：“天下的鱼本来没有人敢捉的，有人去捉一两条试试看，因为鱼没有反抗，你捉我捉，大家都捉起鱼来，因此天下之鱼可捉也。”换言之，对国民党“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

既然国共磨擦的背后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本质在起作用，两党之间真的还有“长期合作”的可能吗?

1939年3月18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指责英法等国搞“渔人政策”，第一次公开把原来视为和平力量和联合对象的英法等国列为最危险的敌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共产国际自七大以来实行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也明显开始转向。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

虽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了解到斯大林这一讲话的具体内容的，但是，5月30日共产国际的一份指示电，已促使中共中央开始按照斯大林的新思路来考虑问题；指示电明确认为：目前中国党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英美法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试图造成一种新的慕尼黑协定的必然反映，其中包含着重大阴谋，因为反共很可能是国民党投降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