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成功研制出第一枚弹道导弹

上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曾帮助我国仿制了一枚近程弹道导弹。此后，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专家。从此，我国进入蹒跚学步的自行设计阶段，试制中近程弹道导弹失利。如何从失利绝境中“杀(出)血路”，就成了一室全体成员的口号和心事。

冥思苦想、集思广益，成为当时“杀出血路”的法宝。每周的理论研讨会充分发扬科学民主，面对黑板上的方案和公式，人人争得面红耳赤。“就你们一室嗓门大”成了当时的流行语。导弹控制技术的无数个为什么，成了一室的热门话题，“每人脑子里都装着几个问题带回家”。

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事务繁忙，平时难得来所里，但在这个“杀出血路”的关键时期，一室的理论研讨会他常常到场，倾听、指导。

作为弹道导弹控制系统理论研究领域的具体决策者，陈德仁组织营造了畅所欲言、各得其所的学术氛围，倡导了化繁为简的理论研究方法，建立了严格的三级审签制度，从而加速了理论创新进程。从基本概念、研制理论到计算方法，陈德仁都要带领大家反复推敲，再经过编程计算、仿真验证，脚踏实地的创新成果由此产生。

陈德仁主持奠定的理论基础经受住了一连串实践的检验：距失利不到半年左右的时间，我国自主创新的中近程液体弹道导弹发射成功；此后连续好几发试验，发发报捷；理论影响一直延伸到后续的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导弹控制系统的研制中，一直延伸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在研究的日日夜夜里，留下了很多关于陈德仁的故事。

比如“割尾巴”。我国最初仿制的液体弹道导弹横向由无线电控制，为军事应用带来很大不便，成为拖累导弹的“尾巴”。当时有关主管领导提出要割掉这个“尾巴”。

这也是个高精尖的课题。但是由于陈德仁的远见卓识，一室早已有了理论储备，二室也做了实施的技术储备。要求提出后不到一年，科研团队就拿出了理论结合实际的、成功的全惯性方案。50年过去了，陈德仁当年说的话，一位老专家记忆犹新：“搞理论研究、方案设计，就像大厨师做菜，要按照菜谱早备原料，这样，到时候要什么，才能及时拿出色香味俱全的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