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的气度与远识

魏特哈斯因其年轻时的种种行为与立场曾被同行疑为“左派分子”，为此他在《集书人》一书中专门回应了这一质疑。在一段名为“我是左派吗？”的章节中，他写道:“所有政治观点、意见，不论是左是右、是军事独裁者或左派独裁者、是解放组织或右派独裁者都能在书展上各自表述，这点对我而言一直都非常重要。”对于魏特哈斯来说，属左属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都有表述的空间。这不仅仅是“法兰克福先生”的观念，也是法兰克福书展的理念。

作为一个全球性书展，法兰克福书展自创办以来一直力主平等地对待各种语言与文化。书展对于参展商，无论其来自哪个阶层或掌握多少市场占有率，皆一视同仁。葛拉德、柯伯等书展元老在创办第一届法兰克福书展时便提出了一项原则:每位参展商，不论大小，一律占有两个摊位。在此后经营中，这种被精心维护的“平等”用一条条具体的规定贯彻于书展的方方面面:通过展位定价限制大出版社的扩容；禁止财力雄厚的参展商在书展目录或是自家展位外猛打广告；安排“第三世界”及中、东欧图书交易弱势国家搭配10－12个图书产业大国混合参展。这一系列措施旨在扶持小型参展团体融入法兰克福书展，不致因大型出版社的优势地位而被排挤到边缘，或丧失存在的意义。

然而，时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易，这一原则开始不可避免地遭遇冲击。美国、英国两大书展强势国家扮演起意见领袖的角色，不断要求改变这种基于“整体平衡”的摊位安排。他们要求转移到更好的展馆及位置，并提出要将包括两国在内的英语国家划入同一展区，而这势必导致其他国家及主题板块的参展商被拆分得七零八落。为避免各小型出版社团体被一再边缘化，魏特哈斯一面设想多种各方更易接受的方案，一面周旋于贝塔斯曼、兰登书屋等强势出版集团之中。然而，政治经济利益与人文环境的此消彼长，最终使得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监事会——魏特哈斯的老板们——决定接受英美两国提出的参展要求，依照他们的要求调整展位布局，这令魏特哈斯感到十分沮丧。

平等之不可得，则寄望于相对的平衡。在会展布局上的“失利”使得魏特哈斯更偏重于在会展内容上做些“弥补”。多元化，是其在内容上实现平衡的重要方式。为此魏特哈斯组织了拉美、非洲、印度等主题文化馆，而在作为接棒计划的“主宾国”活动中，墨西哥、巴西、匈牙利、立陶宛、阿拉伯国家、韩国等非主流国皆有属于他们的“法兰克福之年”，也都得力于他的不懈争取与协调。

对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魏特哈斯显示了一个顶级书展掌门人的气度与远识。冷战时代的苏联及东欧集团出版社，每年都由政府大力资助前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但苏联解体后，由于缺乏出资人，这些出版社都无法前来参展。对此出现了两派主张，一派提出让市场机制自行运作，等他们有能力时再来参展，另一派主张书展应扮演更主动的媒介角色，起到更积极的推动作用。魏特哈斯赞同后一种主张。他不仅向东欧出版社提供各种补助，还在几乎所有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及当时“独联体”国家的首都举办出版社行销与管理工作坊。后来，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出版人，长期活跃于法兰克福书展的舞台。

魏特哈斯说他因办书展而喜欢“集书人”——搜集国际书业的人才，这些同时拥有智慧与理想的人们是他真正的同道。只是在这场高朋满座的聚会中，必然存在着矛盾、纷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着实考验主人的智慧。魏特哈斯曾提出过一个处理分歧的理念:“为其而战（fightFORthem）”而不是“与其作战（fightAGAINSTthem）”。把自己融入到问题中，站在对方的立场而不是对立面上去考虑问题，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是魏特哈斯所倡导的一种办展理念。正是怀以这种包容的姿态，他将一个又一个美丽新世界引领到人们面前，引导人们抵达彼此的精神世界。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将迎来一个崭新的主宾国——中国，古老的国家与悠久的书展终于交汇在一起。在这场秋天的盛会上，相信热衷于“集书人”的“法兰克福先生”一定不会错过来自东方的书卷、香茗与博雅的爱书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