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闯当街脱下裤子，坐在马桶上，抗议某医院为企业暗查乙肝项目（雷闯供图）

核心提示：凤凰网5·4青年节特别策划：“怪青年访谈录”之对话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多年来，是什么促使他不断的为乙肝病毒携带者进行维权？维权路上，又遇到哪些阻力以及突如其来的困难？为何他会说“我雷闯并不是生下来就可以做这些事情的”？作为一名即将面临毕业的研究生，今后他又有哪些打算？

雷闯，1987年出生，重庆人，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乙肝病毒携带者。为了验证《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对乙肝“解禁”是否真正奏效，雷闯前往西湖区灵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求办理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2009年9月1日上午，他拿到全省乃至全国第一张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2009年12月9日入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名单。被《检察日报》授予2009年度中国正义人物奖。2010年2月24日，他在杭州成功领到首张药品从业健康证明。

对话主持：陈芳

雷闯每天随身带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有信、信封、邮票、笔、胶棒、不同颜色的贴纸，从给500多位院士寄信呼吁取消乙肝歧视，到给53个部级单位写信申请部长公开工资，每寄出一封，都会一笔一画记录下来。不管下雨晴天，不管早晚……从未间断。

刚刚满25岁的雷闯再一次留起了长发，脸上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只是笑起来的时候仿佛一个孩子般纯净。上一次留长发是大一暑假，第一次对人生感到迷茫，不再像高中那样你的生活早已被安排好，这时开始思考上大学是为了什么？毕业之后干什么？就是在这样的迷惘中，有两件事情直接刺激他走上了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维权的道路。

2007年，大二暑假，身边的亲戚从重点大学毕业，应聘一家国企，本已签下合同，却因体检查出“大三阳”而被拒。也是在那一年，雷闯的一位浙大校友周一超因体检被检出“小三阳”遭公司拒录，失望之下将社保局工作人员刺死，被判处死刑。

8月12日，雷闯第一次走上街头，拿着晾衣杆绑着一张纸板上街宣传：“乙肝病毒传播途径为性传播、血液和母婴传播，因此不会通过食物或水传播，也不会因为工作场合偶然传播；我也是一名乙肝带毒者，你还担心吗？”

雷闯将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对其他乙肝病毒携带者来说，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并承担可能遭受的各种隐性歧视，但雷闯没感到压力。初中一年级，学校体检，其他同学被通知打疫苗，雷闯才知道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第一次并没有引起关注，后来他想到了通过行为艺术的形式吸引媒体关注。2008年9月，600个信封，1046张邮票，3000张A4纸，化作500余封信快寄往中科院和全国各高校，向523名院士求助，“其实我并不想去中科院上研究生，但我是有权利去中科院读研究生的。你可以因为我的能力把我拒录，但你不能因为乙肝原因把我拒录。”

2009年9月1日，雷闯费劲周折成为首个获得食品行业工作健康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只为反击歧视；2010年9月，雷闯为协助“锄草”休学一年，走遍大半个中国，以“乙肝病毒携带者征人吃饭”的方式宣传消除乙肝歧视；2010年12月22日，他当街脱下裤子，坐在马桶上，手举“请不要将禁查乙肝规定当手纸”牌子，抗议广东省电力一局医院为企业暗查乙肝项目，广州市卫生局开出全国首张“暗查”乙肝罚单；元宵节，雷闯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去一篮鸭梨，“我休学进行乙肝维权的‘鸭梨’非常大，希望政府帮忙分担一点；2011年，雷闯与友人征集1000个光头抵制广州市政府耗资1.6亿的光亮工程，最终促成该项目预算从1.6亿缩减为2700万……

这个从重庆干田村走出来的乖孩子，以超越常人的行动力，一坚持就是5年，从未间断、退缩。雷闯，当年因为超生被罚款，父母给他取了这样的名字，并不是真的要赋予他闯社会的使命，“我雷闯并不是生下来就可以做这些事情”，做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他很喜欢的一句话是“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

他被称为斗士，被一些同学认为偏激，“我对国家和社会是一种建设性的期盼”，通过争取促成事情的解决，并不是激进对抗，也并不是与谁为敌，“不一定要硬碰硬，事情才能解决”，雷闯懂得妥协。

“哗众取宠，为了出名罢了”，质疑也从未中断，雷闯不讳言就是希望通过行为艺术的方式引起关注，但不是为了成名，只是为了做事更加顺畅，问心无愧，“就像甘地坚持非暴力运动时，他的内心应该非常强大，并且能够耐得住寂寞。”

“所谓的公平正义未必是人人平等的，但当你遭受歧视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的学历有多高，你多有钱，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社会问题，影响到其他人权利的时候，随时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权利、我的权利，还有他的权利。争取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地去生活和工作，包括自己”。这就是雷闯一切的初衷和归宿。

15岁那年，跟着父母坐船到重庆去读书，因少年的敏感，还觉得父母是农民很“丢脸”。今天，他为父母培养成这样的自己而自豪，甚至感谢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给自己打开了一扇门，通往真正想走的路。

雷闯用行为艺术的方式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维权（雷闯供图）

对话实录：

争取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地去生活和工作

凤凰网：什么促使你2007年迈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维权之路？

雷闯：我自己也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其实我挺感谢乙肝的，它给你打开了一扇门，可能就是通往你真正想走进的那条路。

大一暑假到大三暑假，我留过长头发，就是因为那时候很迷茫。高中时没有想过自己真正喜欢干什么事情，至少在我成长的环境，很多同学要做什么事情已经被学校、老师安排好了。大一时课比较多，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

可是一年后，就需要考虑作为一个人，你来大学是为了什么？毕业之后想怎么样？那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比较迷茫。在思考的过程中，也在想能够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至少让自己老了值得回忆的一些事情。

正是这种思考，并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导致我在2007年暑假，得知亲戚因为乙肝被拒录之后，才有了直接想采取行动的可能。

凤凰网：作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你在维权的同时，也向外界公开了自己的隐私，有没有想过自己公开，可能就会遭到身边人的歧视？

雷闯：我当时没有太大压力，可能和人的性格有一点关系。只是觉得乙肝，并不通过空气传播，我告诉你又能怎么样呢？

我周围的同学，表面上没看出有任何差别，一起聚餐，该怎么吃饭还是怎么样，也没有明显举动在意跟我住一起。我也没有刻意去跟他们谈乙肝，如果想去了解乙肝知识，去网上一搜，很容易可以知道乙肝传播途径主要是血液、性爱和母婴传播，吃饭、日常接触并不会传染，为什么大家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有偏见？很重要的原因是不知道乙肝知识或者说有错误的认识。

凤凰网：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带动周围同学一起行动吗？

雷闯：带动倒没有。是这样的，一个人，即使见面不多，但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而一个人，哪怕在你眼前，未必就有共同语言。不是说我能不能带动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愿不愿意去这样做。

但我相信在他们心里，至少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或许N年之后，他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很奇怪，因为以前有个同学就在做这些事情。

凤凰网：你毕竟还是学生，对学校而言很担心有不可控的人或事，学院的老师有没有人找你谈过话？

雷闯：在浙大读本科时，有个老师会请我们宿舍其他人去吃饭，唯独不请我，看看雷闯有什么动静。但我们同学都会跟我讲这个事情，其实我也不担心我的事情被他们知道，我又没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总体而言，学校还是从关心学生的角度去看问题。因为整个教育体制的原因，学校会给我一些限制，但当你去做这些事情后，还是会保护你，不会说把你往火坑里推。我们的大学毕竟不是校长负责制，有些限制也可以理解。

凤凰网：刚上大学时，理想是什么？

雷闯：上大学的时候没有理想，在大二之前，都没有理想。

那段时间也没有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读书上，翘课也挺多，但是我没去打游戏，有时候是睡过头。上课感觉没啥意思，翘课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你去做的事情，所以迷茫，开始留长头发。

知道乙肝病毒携带者所遭遇的不公有多严重之后，开始替乙肝病毒携带者呼吁，便有一个理想，争取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地去生活和工作，包括自己。

很遥远，不是说一个人就可以实现的，需要每个人参与其中。

浙大“求是”校训影响至深

凤凰网：还记得浙大的校训吗？浙大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雷闯：浙大的校训就两个字“求是”，对我自己是有一点影响的。求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只去问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而不去管做这个事情会给你带来麻烦还是好处。

浙大还有两句话给我的启发比较大，是我们老校长叫竺可桢给提的两个问题：到浙大来干什么？毕业后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随便去问问现在上海交大校园里的学生，一个要建成世界名校的大学，她的学生，你问他来这里干什么；或者去问浙大、清华、北大所谓顶尖大学里的学生，你来学校干什么，毕业之后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是很受触动的。

我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问的过程中，慢慢地知道你自己最想做什么事情、最适合做什么事情。

凤凰网：对上海交大的校训怎么理解？

雷闯：交大的校训是“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我更喜欢“求是”的校训，最简单，有些东西不是说得越多才越好。

凤凰网：爱国荣校，你觉得自己做到了吗？怎么样才是爱国荣校？

雷闯：我认为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荣校的事情，我并没有做败坏学校名声的事情。

爱国，是一个很空的概念，一个国家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抽象的东西，去爱她什么呢？如果是具体的实物，你还可以抱它一下，亲它一下。这个国家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人，还有可能是人与人组成的社会，还可能是周围的环境，甚至社会上还有很多问题。我倾向于更具化一点，比如爱管闲事，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出一把力，这样可能更实际一些。

 

雷闯

人需要些主人公意识前提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凤凰网：大学本科的同学都选择了怎样的生活？会比较彼此的人生轨迹吗？

雷闯：工作、读书。其实我们本科班凝聚力不是很强，可能因为那时年纪比较小，没有意识。

这个过程，现在来看，自己当时没有主人公意识。从小课本中教我们要有主人公意识，其实是对的，你自己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有没有主动为这个集体做一些事情的意识。只是小时候接受的是宣教式教育，而不是具体到一些事情上。

一个班也好，一个社会也好，都需要这种意识。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心态，这个事情离我比较远，我不在其中，没必要去管；直到糟糕的事情轮到他头上，他的权利遭到侵犯，他也未必能够为自己的权利去发声，这就是没有主人公的意识。

你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有没有想过为你所在的集体、你所在的社会、你所在的国家做什么事情，应该问问自己。

凤凰网：小学课本中提到的集体，跟你现在强调的集体，是一回事吗？

雷闯：以前的集体意识是牺牲个人权利的，现在我提的是建立在尊重每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集体意识。

凤凰网：首先要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权利。

雷闯：对。比如对庞大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有人会持有这样的观念：你们这些乙肝病毒携带者，就应该这样。说这话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受益者，因为乙肝病毒携带者被公司拒录，他已经少了不少竞争，然后他站在一个非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集体，去谈另一个集体，可以去践踏那个群里的权利。

站在体制外，可以永远发表你的声音

凤凰网：父母对你的期望是什么？

雷闯：希望我毕业之后，去考公务员，或者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大部分的父母未必希望孩子去创业，希望他们能平常地生活。

凤凰网：你会考公务员吗？

雷闯：我不会考公务员。

凤凰网：为什么？

雷闯：你考公务员去干什么？

我觉得站在体制外，可以永远发表你的声音，不管对还是错，但在体制内，就不行了。我想独立于任何政治派别外发声。

凤凰网：维权的过程，你可能直接戳到了一些公权力部门，在他们眼中多少是一个反对者或者挑战者，他们对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雷闯：最开始，我的方式比较激烈，是一种对抗性的心态，后来慢慢总结，也慢慢理解体制内的人也是出于好心，但由于各种原因未必实现好的效果。其实我是希望通过沟通来改良。

包括这次申请公开官员工资，体制内的一些人可能也希望这样，没有贪污的官员工资的确不高，他也希望公开，能涨点工资。但好心，未必能得到落实，所以需要折中。

我直接打过交道的公司是中海油，但当时目的很简单，被拒录的学生就是要工作，而不是跟中海油关系搞僵，那样就无法博弈了。我就和那个被拒录的学生卖毛笔字，说我们因为遭受乙肝歧视，没有工作，卖字求生。被媒体关注，中海油公司高层知道此事，让一批因乙肝被拒录的学生回去上班，并发内部通知，取消乙肝项目体检。

凤凰网：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有一个关键词“妥协”，年少轻狂的时候，很少懂得妥协的。

雷闯：其实，妥协不是一种示弱，也不是一种软弱，它是一种策略。不一定要硬碰硬，事情才能解决，譬如打架一样，你一拳打过去，对方会被打得很痛，但你自己也受伤了。这就是一种博弈，博弈不一定要用枪，不一定硬碰硬。

20年后再看将乙肝病毒携带者边缘化是多么愚蠢

凤凰网：2009年国家出台相关规定，取消乙肝项目检查，现在你对社会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态度满意吗？

雷闯：谈不上特别满意，因为我还会经常收到很多携带者的被拒经历，这些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并没有一劳永逸就解决了。并且现在给予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保障，只停留在找工作和上学，在婚姻等生活方面，是无法用制度来提供保护的。

凤凰网：2009年，作为首个乙肝病毒携带者拿到健康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

雷闯：其实那个事情，也是我有意策划的，并不是我要通过这个证件去从事相关工作，策划的时候我认为可以办下来，因为当时相关规定已经实施，没有明文禁止乙肝病毒携带者。但去办了才发现，办不下来，一波三折。最后拿到健康证我也没有显得特别高兴。

本来就应该属于我们的权利。但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去争取，真的不会有。就在2010年，国家取消乙肝项目体检的时候，我也没特别高兴。因为我知道，改变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不是说一两个规定就能解决的。

我很想去做一件事情，毕业之后花一些时间去采访因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而遭遇挫折和歧视的当事人。我坚信20、30年之后，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到那时再回头来看把乙肝病毒携带者边缘化是多么愚蠢的态度。

凤凰网：在维权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

雷闯：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于自己，你要做什么事情，只要能克服自己这一关，没有什么不可以做。

凤凰网：这做一件事情能够长期坚持，动力来自于哪里？比如寄信，坚持400天，而没有任何回复，还能继续去做，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雷闯：其实倒不是什么动力，可能已经变成一种习惯，或者至少目的还没有达到，就应该去做这个事情。

希望被关注目的是为了做事而不是成名

凤凰网：因为维权而被关注，这前后的心态有无发生变化？会被成名所绑架吗？

雷闯：我看得比较淡定，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定位。成名之后，你要是觉得非常荣耀，那你就会越走越偏，为了成名去做事情。我现在被关注也希望被关注，目的是为了做事情，而不是为了成名做事情。

我看很多问题是很直接的，成名之后能给你带来什么，？又没有钱，也不能给你带来实际的利益，那你去看重成名有什么用呢？

凤凰网：毕业之后什么打算？有一天会不会因为疲倦或现实原因放弃？

雷闯：只是想把用行为艺术、非暴力的方式参与维权和公益行动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知晓。

中国人目前的状况是，自己的权利意识还很淡薄，权利被侵犯之后，没有救济制度，自己也不去维护，而且当通过正当渠道维权得不到申诉，往往会用极端的方式，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其实可以用一些行为艺术、非暴力的方式，说不定也能达到效果。

 比较反感只说不做的人

凤凰网：你怎么看“韩寒”现象？说和做哪个意义更大？

雷闯：韩寒有他存在的意义，可能实际意义不会有那么大，而且很多人会把韩寒的行为偶像化，偶像化就很容易变成一种膜拜，觉得只有他可以做到这样，我做不了，所以我崇拜他。

其实我比较反感那种只说不做的人，我曾经对他也有怀疑，做得少说得多。后来慢慢对这个社会有了了解，也就明白在韩寒那个角度，要做一些事情，他的空间比我们小很多。

凤凰网：你希望别人崇拜并跟随你做一些事情吗？

雷闯：我不希望。一两年之前，有一些学生或者一些年轻人找我签名，开始没有意识会签，到后来我都不会签名，我会跟他讲，我还没有那种资历或者那个资格去给你签名。我并不喜欢搞个人崇拜，我觉得个人崇拜很可怕。

凤凰网：你比较欣赏的人是谁？

雷闯：像姜文这样的人，我是比较欣赏的。

在这样的体制下，他能够通过电影展现自己的想法，这是需要智慧的。当什么条件都具备、或者什么条件都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去做一件事情不难；真正考验一个人智慧和能力的，是在条件并不那么宽松的时候，能去做一些事情，并且有一定的效果，这才是智慧。他的这些行为，非常适合中国当下和未来。

凤凰网：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雷闯：也不是座右铭，只是喜欢的一句话：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

我对国家和社会是一种建设性的期盼，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碰撞中去了解，然后坚持做下去。建设性，我觉得是这个社会非常缺乏的东西。

凤凰网：你觉得现在五四青年节，对年青人来讲，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雷闯：五四青年节，更多是对这个年龄段的一些人，给他们定了一个节日，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凤凰网：你心目中理想的青年应该是什么样的？

雷闯：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我雷闯并不是生下来就可以做这些事情的

凤凰网：在周围人眼中，你的行为是另类的吗？

雷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另类。其实我想说的是，我雷闯并不是生下来就可以做这些事情的，他们这些人去做也是可以的。

很多同学认为我做的很多事情，从方式和结果来说，都是比较对抗性或者走极端的。一直以来，我喜欢用一些非暴力的方式、行为艺术的方式做一些事情。就像甘地坚持非暴力运动时，他的内心应该非常强大，并且能够耐得住这种寂寞，这种方式对个人的修养要求比较高，这也是我每天坚持写信的目的，看看我的韧性能不能提高。

本科时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我的这些行为有一个评价：他说你做这些事情，不是要去争取这些权利、去消除歧视，而是把你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当你自己有能力之后，你还怕这些所谓的障碍吗？所谓的公平正义未必是人人平等的，但当你遭受歧视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的学历有多高，你多有钱，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社会问题，影响到其他人权利的时候，随时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权利、我的权利，还有他的权利。

做了这么多，对于我还是有很大成长的，年轻应该多做一些尝试，这些尝试不局限于公益，更多方面的都要去尝试。因为这个过程相当于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你自己。如果没有去做各种事情，没有发生各种碰撞，你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我的行动力比较强，这不是一开始就发现的，是后来做行动才知道我的行动力比较强。

凤凰网：毕业后什么打算？

雷闯：毕业后5年之内，我都不会从事跟我专业相关的工作，但我还会想着去完成学业，对家人也是一种交代，我会在某种程度上作出妥协。

父母希望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也挺想有个固定工作的，因为有固定工作，你不用操很多心。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当你获得一些东西的时候，你都会必须要失去，哪有什么事情都让你一个人全部获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