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核心提示：凤凰网5·4青年节特别策划：“怪青年访谈录”之对话作家阿乙。阿乙原名艾国柱，出生于1976年，大专毕业后干过5年警察，投奔媒体，转战郑州、上海、广州、北京，做过9年体育编辑。2006年开始写小说，作品陆续出版。阿乙的小说场景多半置于小县城及乡镇，情感压抑，人物往往有着反抗而失败的宿命。本期对话聚焦于阿乙的人生选择，一个乡下警察是如何在多次挫败后，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转型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又为什么觉得“活着是一种幻觉”，他将如何实现“留下传世作品”的新梦想？

十多年以前，有一天，江西瑞昌一个乡下派出所的警察艾国柱，和副所长、所长、调研员四个人按东南西北四向端坐打牌，鏖战一夜后，所长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四人便按顺时针方向各自往下轮了一位。艾国柱就是在这一刻看到了他极度无聊的永生：20岁的他变成了30岁的副所长，30岁的副所长变成了40岁的所长，40岁的所长变成了50岁的调研员。

警察艾国柱决定出走。

十年后，出走的警察艾国柱变成作家阿乙，而上述牌桌场景成为阿乙笔下最得心应手的小说内容。警察艾国柱在现实中不存在了，却在阿乙的作品里一次次出现：一个压抑的青年，在一个憋屈的地方，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喜欢。不愿意就此虚度一生，盘算着走向外面世界的一切可能。

这一算就算了5年。当时的艾国柱计划着“走出镇，走到县，走到地级市，走到省会，走到直辖市，走到北京，走到纽约”。

5年里，艾国柱一次次尝试，到处找工作，却一次次被挫败。他想做体育记者，但别人对他说，你最适合去找的工作是保安。当他最后决定脱下警服，也理所当然地被家乡人骂作傻子，警察是一个铁饭碗，居然有人宁愿砸了铁饭碗去外面做一个临时工。

父亲也不站在他这一边，在父亲看来，“你在外面也没有什么用，你看人家像你这么大年纪的，30好几，人家都有家有事业，你有什么，你就是一个流浪汉”。

阿乙回忆起这些挫败，感觉“就像一只鸡，你在展翅飞翔的时候，飞到一定距离的时候掉下来了，然后天上的大雁、凤凰都飞远了，你又走回鸡窝去了，你那种挫败感，你那种失落感很难以形容，不会哭，但是你心里面非常难受，你觉得整个世界的井口又盖上了，你又在这里做青蛙”。

但当他最终成功出走，并拿起笔来创作小说时，那令人压抑的5年警察生涯，却成为他进入文学世界的最锋利的武器。他将做警察时的压抑感全部注入自己的小说中，而这种压抑感又为他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共鸣。

谁没有压抑过呢？

十年间，阿乙按照计划“走到了北京”，去不去纽约已经不那么放在心上。出走时只想做一个体育记者，几经周转，成了一名小说家。生活已经超出了想象。

谈及现实，一样的琐碎，该上班上班。普通青年阿乙说，“父母还是希望你结婚，这种希望会变得越来越唠叨，因为结婚要买房，买房又要背债，背债你要还债，因为还债你要上班，就是这么简单”。

谈及社会，阿乙承认自己没有做知识分子的情结，对政治冷漠，他只想写作，不危害、打扰他人。

谈及作品，文学青年阿乙总是对已完成的作品不满意，他觉得“我现在所有写的东西，没有一个我觉得到达我心目中那种价值的50%”。他最害怕的，是“丧失写作的独立权”。

谈及未来，他固然可以用调侃的语气去谈论诺贝尔文学奖，却没有掩饰留下传世作品的欲望。他希望“五十年以后，还有我的十篇小说在流传”。

十年过去，因砸掉警察饭碗而被家乡人骂作傻子的阿乙，今天已经可以用作品来回应。关于梦想，他说：“只要那个东西在心里不死，只要你活得够长，就肯定会实现”。

    对话主持：谭不 周东旭

对话实录：

阿乙：放弃警察工作大家都说我是傻子

凤凰网：几天前看到《江西日报》的一条新闻，记者是这么写的，说近日从瑞昌有关部门了解到，瑞昌籍作家阿乙正在角逐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这个说明瑞昌那个地方有人以你为荣。

阿乙：我觉得有关部门可能是我爸爸。他现在中风了，身体特别不好，多看一些我的好消息对他的身体好。

凤凰网：他会给你做各种各样的剪报吗？

阿乙：没有，都是我打电话告诉他，我最近有什么可能获奖，或者是我最近要去哪，或者作品在哪发表，不停地给他一些惊喜，因为我觉得他挺难的。半分钟可能走10米或者20米那样子，特别慢，整个手是残废的，右腿也是知觉有一点问题，就靠左腿拖着右腿走，他现在整个生活需要一些兴奋剂，所以我经常会给他一些，他肯定是感到有一点光荣，因为我出来混了。

我2002年不要警察的工作，从县城跑出来，大家都说我是傻子。一直到2010年，整个8年，我一直在郑州、上海、广州，最后跑到北京来，跑了很多地方，又没有存款，又没有房子，又有没有车子，又有没有媳妇。我一回家过年就烦，因为老同学或者是朋友他就会问你，你有车吗，你有房吗，你老婆哪的人，我说我三大件都不齐，总之他们就觉得很我傻。

我父亲的压力也很大，天天说你在外面也没有什么用，你看人家像你这么大年纪的，30好几，人家都有家有事业，你有什么，你就是一个流浪汉。我这两年才出来一些书、发表一些小说，包括获了两三个奖。我们当地那个县城，逐渐意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天找我去采访，我们老家人，他们没人读我的小说，也没人知道我写了什么，但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他们来说那可能是一个县委书记，或者是县长才有资格的事情。他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阿乙：你往下走，就是世界尽头

凤凰网：当你从警察岗位出来的时候，你父亲和你都没有想过你会成为一个作家？

阿乙：我当时的理想是做一个体育记者，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体育。我爸爸是一个乡镇的药店经理，那个时候我常去给他们到邮电所领报纸、领杂志，因为我爸爸的那个单位定了一份叫《新体育》的杂志，我从小就喜欢看那里面的图片，所以长大以后就很想做体育记者。

所以我当时就去应聘，应聘了很多单位，最后去了《郑州晚报》做体育编辑，当时没有想到要写作。因为我觉得，作家两个字，文学家三个字，这样的一个称呼，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你想一下作家在我们心目中都是什么，都是海明威，或者都是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中国的就是老舍、茅盾、鲁迅。你说你去做一个作家，跟他们在一个序列里面，你都觉得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所以当时根本不会想到要成为一个作家，只是想做一个体育记者，其实是做了9年的体育编辑，没做过1天记者。

凤凰网：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可望而不可及，是不是目标是可及的，你才去做？

阿乙：我一定会定一个我达不到的目标去实现。我的目标，有时候看起来也很不合实际，特别想当然。但是只要那个东西在心里不死，只要你活得够长就肯定会实现。我现在36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从警校毕业，分到我们那个乡村派出所。那个地方你再往下走，是没有地方可走的，就是你到了一个乡下，到了一个村，到一个村小组，村小组往下没有单位的，你在那个乡里面，你所在的就是一个小组，你往下走，就是世界尽头，没有办法往下走。但是你往上走有很大的空间，你可以走出镇，可以走到县，走到地级市，走到省会，走到直辖市，走到北京，走到纽约，你还可以去火星。

那个地方特别无聊，待不下去，憋死了。然后就立下一个愿望，要沿着那个路线，从那个乡镇派出所，要走出镇，走到县，走到省会，走到直辖市，走到北京，走到纽约。后来确实差不多是按照这个轨迹一路走过来的，其实是花了我现在这么多时间，其实差不多完成了。当年我在那个乡村里面，说我要去纽约，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傻B。

凤凰网：小时候作文写的很好吗？

阿乙：写的不错，现在看来我不是什么文学家，但至少是个文学青年。我觉得有些想当然的东西，你今天可能达不到，但是有一二十年的时光，你就达到了，你不知道怎么就达到了，只要你心里有这个东西。

凤凰网：你在做警察的那几年里，是不是每天很晚都在计算，你离开之后怎么办，怎么办？想各种各样的路线图？

阿乙：我现在的生活都超出了我当时的想象。因为在那个地方就像坐牢一样。一个坐牢的人，对外面的天空，他会有很多想象。我在县城里面就会很酸楚地想，我未来如果在一个大城市，我应该怎么生活，我能想到的其实非常有限。

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阿乙：外面不接受我时很挫败

凤凰网：你在做警察的那段时间里，你不想干，但你在那待了好几年，最大的牵绊是什么？

阿乙：我们家乡人说我是傻子，觉得我把这个铁饭碗扔了，其实我从一开始接受那个岗位的时候，我就不觉得它有多金贵，也没有多么重要，想舍弃随时都可以舍弃，因为这个东西我不喜欢，不喜欢的东西，你拿在手上没意思，就像你跟一个不喜欢的女人，你跟她生活一辈子是非常痛苦的。

为什么拖了？1997年到2002年，拖了5年才出门，才离开县城，就是因为外面不接受我，因为我的实力很差。21世纪的三件武器：英文，我二级都没过吧，好像是；计算机，2001年我才学会电脑；驾照，当年有过一阵驾照，开车的时候差点出事故，后来再也不开了，把驾照也扔了，什么都不会。我应聘的时候去天津、去南昌，就发现整个招聘现场，都是像你（指笔者）一样的，戴眼镜，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全是这样的，我眼睛1.5或者是1.2，我一点文化都没有，眼睛那么好，干吗呢？我就觉得很自卑，因为他们至少都是本科，还有硕士、博士都找不到工作，能轮到我？

有的单位招聘很不人道，他不管你多远，打个电话说你过来或者什么样的，你来吧。我以为来就是我来上班，结果发现除了我，有500多号人挤在一个大厅里，领那个什么，招聘表，一个个面试，面试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这边，那边一下坐了十几个，不知道从哪来了，都是老教授什么了，问我一些问题，我早就已经溃败了，就想回家。

因为我的学历很低，只是一个大专文凭，而且我做的是警察。有一个我去应聘的单位跟我说，你最好做保安。我就想，我好歹也是穿正规制服的，做一个保安。当时觉得很受打击，但是后来我一想，你学的这个专业叫治安管理专业，你到哪儿去呢？你不会玩电脑，你不会玩这个，不会玩那个，所以当时就很挫败。

凤凰网：你当时找工作的时候，警察那份工作已经辞掉了吗？

阿乙：没有，哪有那样的，我肯定是稳重的。我去《郑州晚报》说起来是我不要工作，其实我是在那边试了差不多了，才痛下决心。公安局那边还蛮好的，说你还是考虑清楚回来，这个毕竟是有长稳的工作，那边只是一个临时工而已，你没有编制等于什么都没有，我说我根本不在乎编制什么东西，我宁可老死在外面。其实是给自己打气，因为你的退路全部都没了，后来他们就把我直接弄成一个自动离职，就没有后路了。那几年工作特别努力，生怕工作表现不好，万一被开除了或者是被辞退了，回也回不去，你在外面生活也没有房子，你也没有来源，怎么办呢，所以那几年的工作特别努力。一个东西一定要做到部门里面最好的，一定会把版面做到我心目中认为是很漂亮的，包括文字编辑，会做得很认真，很细致，做到都有强迫症，尽量让自己少犯错。有时候半夜里，突然会做噩梦醒来，觉得自己做的版，哪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大标题的比分是2：0，里边的比分是2：1，就会出现这种噩梦，因为那个时候职业精神很可嘉，不像现在这样吊儿郎当的，我爱上班就上班，现在职业精神下降了。

凤凰网：你之前在寻找出路的时候，你并没有瞒着你的家人、同事？

阿乙：我家里人都知道，其实我都想瞒，单位肯定是瞒的，家里的人肯定是知道的。我爸爸每天回来，我就跟他聊会天，然后我就看看电视睡觉，就是过这种生活。我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我要出个门，他们肯定就会说，他们就会知道你要去干吗，我不能说，我在外面有个女朋友，这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就会跟他明说。我父亲他非常希望我在当地从政，因为当时在公安局以后，就借调到县委组织部，其实叫市委组织部，是个县级市，我就不好意思提它是一个市了。

当时的那个情况还蛮好的，很可能隔一年就会调到九江市去上班，当时我觉得我这种性格和这种能耐，根本不适合从政，我不喜欢再继续做公务员。然后我就想做记者，做体育记者，有招聘信息，我都去投简历试一下，那个时候写了很多球评，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资历，就这样有一些机会出门。我父亲就嘲讽，你看你这种文化，你这种水平，不是我说，你怎么能成功呢。

但是每次我走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很忧伤，觉得他不能再控制我了，所以他也很害怕我，一旦去了就不回来了，但是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对我笑，那个笑里面有很亲密的父子之间的那种溺爱，但是那个眼光里又有嘲讽，深刻的嘲讽。一看，你还是回来了，乖乖地回来吧。那个时候我看他眼光的时候非常挫败，因为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是选择早上，朝着太阳行进。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恰好都是夕阳要落尽的时候。站在那里，快要天黑的时候，你看着父亲的眼光，略带嘲讽的那种欢迎，欢迎你回家，欢迎你铩羽而归，那个是读sha吗？

凤凰网：铩羽。

阿乙：对，欢迎你铩羽而归。没办法，晚上看到母亲，把你的被窝掖得好好的，给你煮好吃的，然后你就觉得，你就像一只鸡，你在展翅飞翔的时候，飞到一定距离的时候掉下来了，然后天上的大雁、凤凰都飞远了，你又走回鸡窝去了，你那种挫败感，你那种失落感很难以形容，就不会哭，但是你心里面非常难受，你觉得整个世界的井口又盖上了，你又在这里做青蛙。

凤凰网：也就是说你从警察岗位出来以后很多年后，你还是觉得自己没有成功到足以让父亲肯定？

阿乙：没有。我的父亲其实对我的一生，没有一个正面和肯定的评价，他对我的评价，当然他认为是一个好孩子，这是他的一个策略：他要让我永远知道，他对我不满意，他就这样鞭策我，我做得再好，他也会说这个地方有毛病。所以我的性格到现在，其实已经养成了这种性格，我对我自己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我现在所有写的东西，没有一个我觉得到达我心目中那种价值的50%。

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阿乙：写作是因为我对地表上的东西很有感触

凤凰网：你决定要写作，是对自己之前的那种状态不满意，所以才去通过写作来建立自己吗？

阿乙：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把体育界做厌了。

凤凰网：厌到什么程度？

阿乙：我觉得像中国足球，我做中国足球编辑做了很多年，来来回回换一个主席，不就是那么回事吗，换了阎世铎的时候是那么回事，到了别人还是那么回事，你看最近不是又有人做了吗，都是一回事，然后搞得国家队都不出线，包括某个具体的运动员违规，怎么处理，最后怎么从轻发落都是一样的，包括怎么后来踢假球，你会发现这个圈子在不停地循环往复，极其肮脏，极其没意思，然后你每天还在那，怀着你的理想主义，给他们做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没意思。

我头几年做报纸版面的时候，会把版样给收藏起来，或者是把报纸收藏起来，你看这上面编辑艾国柱（阿乙原名），校对是谁谁谁，你看这就是我的作品。但是回头我发现，在公交车，还有各种交通工具上，人家看报纸的时候，一看是昨天的报纸马上就扔了，所以我后来就在想，我其实在每个版面上花了很多心血，基本上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去做，但报纸的那个东西，结束得特别地迅速。就像冰棍一样的，当天吃，第二天再吃就化了，或者是一个水果，第二天就腐烂了，它是有保质期的，报纸的保质期顶多就是一天。所以用做十年作品的决心，去做一天的版样，我觉得就这的很划不来。什么东西能让你的东西更长远，就是写作，甚至不是写专栏，就是写作，写小说，写诗歌。我曾经优先去写诗歌，我写了大概一年多诗歌，写得我自己还觉得还蛮好的，现在看来，就跟流行歌词差不多。

凤凰网：当时会拿给别人看吗？

阿乙：我不会拿给别人看，我当时就是自己在那里摸索。其实我读诗读得特别多，后来我看到一个人比我小，我是1976年的，人家是1983年的，小这么多，他写的诗我看了一下，自惭形秽，从此就断了写诗，觉得我不是那块材料。

凤凰网：你就觉得这条路走不通了，你就不走了。

阿乙：诗歌是那种很清高，很干净，很透彻的东西，（诗人）灵魂里面没有渣滓，像孩子一样的，他们可能在高空中飞翔，而我是对地表上的东西很有感触，这个跟小说很吻合。后来我才写小说，比如说我对警察抓小偷，我奶奶和我妈妈长达几十年的婆媳战争，我对这些东西很熟悉，很敏感，写诗歌挫败了转向写小说。

凤凰网：写小说从来没有挫败过？

阿乙：挫败啊。

凤凰网：第一次写小说是什么时候？

阿乙：应该在2006年就开始写了。2006年在北京，30岁，然后在2008年开始认真写，其实2006年到2008年这个阶段一直在试验摸索，然后饱受打击。

凤凰网：哪方面的打击？

阿乙：比如说我把这个作品贴到论坛里头去，被很多人嘲讽。我也不好意思去直接投稿。

凤凰网：什么论坛？

阿乙：到处都有文学论坛，那时候有的，反正我都会贴。我觉得有一帮傻B就是这样的，喜欢通过嘲笑别人来建立自己的优越感，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大多数不过尔尔。真的厉害的人，他根本没有工夫来嘲笑你。我在那一块受到了很多打击，那个时候之所以没有被打击死，我还是自己知道，我心里面还是有分寸的。我看很多外国小说，我知道有一些大师，他写的小说，有好的小说里也有差的小说，我写的东西并不见得就比他差的小说差。

阿乙：警察生涯有质感 城里人摸不透

凤凰网：现在反过来看，你做警察的这段经历，对你后面的写作还是很有帮助的？

阿乙：我当年很讨厌做警察，因为我不适合做警察，我比较瘦弱，觉得警察也没什么，在社会上有面子，但是我自己不喜欢，不过后来就发现有所失就必有所得。我喜欢做体育，我做了9年体育编辑以后，发现这9年里的生活就像一块没有多少矿产资源的矿，怎么去开发它，都写不出来什么东西，但是警察生涯我只做了5年，我就觉得那个生活特别有质感。就像你看片子也是一样的，你看一部中国喜剧片或者是家庭生活片，可能你不感兴趣，但是你放一个片子，是美国的西部片，你会突然觉得特别有质感，因为那个东西，那个空气，包括那个景色，包括人的那种性格，都会很极端，在你的心中会突然显现出来。但是你在一个筒子楼里头，或者在一个写字楼里头，你就很难想象。人的性格在写字楼里很难显现，在写字楼里很少看到凶杀案，在派出所里面，你看到进来一个人血淋淋的，你说一个血淋淋的人有小说质感，还是一个白领的人有？白领都像在韩国整过容一样，连笑容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可能跟电视文化有关，电视上有一些明星，有一些政要，或者有一些公众人物，他在慢慢地使一种标准统一化。这些统一化的东西，会慢慢侵蚀到白领身上，白领穿衣服，就逐渐地像吴彦祖，或者是像陈道明，简约而不简单，慢慢就靠拢了。大家的风格都差不多，一身西服，一件衬衫。你看不到一些像你在派出所看到的，特别棱角分明的人，他们穿的是什么东西，他穿的衣服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显现他这个人的收入水平，他老婆是不是跟他离婚了，所有的细节都在证明他的性格。后来写小说的时候，经常会回到那个时候。因为那块你觉得有东西可抓，后来在城市里面你抓不准，摸不透城市人的心。

凤凰网：但你未来写作的生涯还很长，警察生涯的体验写完了怎么办？

阿乙：我现在一直在试图摆脱小众作家，老是想摆脱那种小众的写作范围，范围扩大写到省会城市，就发现有危险。就是我刚才说的，捕捉不了，我对城市的建筑物，我没有那种敏感。对空调，对桌面的上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敏感，但是如果一到乡下或者是小镇里面，那些东西我只要看一眼，我就敏感，我知道它那个桌子，为什么椅子摸了很多槽，为什么有蚂蚁走，为什么下午的时光那么慵懒，显得特别无聊，人为什么会在冬天里烧煤球，为什么下雪。在城市里，这些东西我都感触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凤凰网：怎么办呢？

阿乙：还是退回去。可能以前有些素材用光了，其实还是有很多资源，慢慢去细挖还是有的。像我一直避免去写亲人，以后是不是也要写一点点。我的很多亲属有故事，有到50多岁还离婚，去投奔爱情，到最后也比较凄凉的，也有那种发誓要去上海，成为一个悲剧的人也有。还有我爸爸自己，奋斗了一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中风了，我想写一个关于他的。

我写小说，以前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有情感在里头。我的情感不会写出来，但是在我的字里头会有。因为我当时在小镇老是想跑，那种压抑感很强，所以我写小镇的时候，压抑感会带进去。看到我作品的人会说，里面有那种压抑感出来，就是因为我自己一写到那一段回忆的时候就很压抑。

后来一旦离开那个小镇或者是县城的时候，那种压抑感就不存在了，那种情感其实是丢失了。以后可能会写你我旁边的情感，那种情感如果带进来了，即便写一个遥远的故事，可能也会很好。比如说我要在《当代》发一个小说，叫《阁楼》，讲了一个白骨案。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叫慈溪白骨案，我是去浙江出差，有一个是我的读者就跟我讲了，他说他有一个熟人，就是杀人犯，是一个瘦小的，1米5几的女人。

她母亲有一天在打扫发生的时候打开阁楼，发现里面有尸骨。她母亲以为是动物尸骨，就打电话给她，她当时不知道怎么没接，又打电话给她哥哥，她哥哥也没接，她母亲就跑到派出所报案了，派出所一来，就发现这是人的尸骨，然后发现尸骨旁边还有西服，西服里还搜出名片，名片就是什么副厂长，名片上的人就是这个女人的初恋男友。到最后把那个女的叫去一问，原来这个男人10年前就被女人给杀掉了。为什么杀掉，因为这个男人，就是这个死者威胁她，说你跟别人去拍婚纱照了，你是我的老婆，还是别人的老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她就被纠缠的不行，最后就杀了，杀了以后把他放在阁楼里头锁起来。

有两个细节蛮好玩的，为什么10年，臭味没人知道？她家旁边就有一条臭水沟，臭水沟特别臭，就掩盖了，到事后出来以后，大家才议论，就说怪不得这些年这么臭，其实大家就是马后炮。还有一点就是问10年以后，为什么这个女人不把这个尸骨给移走，为什么一直放在这儿？这个就没有讲。后来我去不停地研究这个原因，我才知道，这个女人从来不会骑自行车。你就想她不会骑自行车，她也不会骑电瓶车，也不会骑摩托车，她什么交通工具都不会，她就没办法办这种事情，她需要一个交通工具，这个又不能找别人帮助，所以一直放在阁楼上，而在她出嫁以后，她每天中午回到这个家里来吃饭，回到她老娘这里来吃饭，这是一个很悬疑的故事。

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要杀这个男人，就是因为这个男人纠缠她很深，肯定是这样的，两个人是恋爱关系，你跟别人去拍了婚纱照，你视我为何物，被男人纠缠，然后她就把这个男人杀了。但是为什么杀这个男人，后来我一直在想一个谜底，这个女人她母亲是一个中学校长，然后是她母亲介绍的，还是谁给她介绍的，拍婚纱照的老公，是一个干部，这样是门当户对的，她自己也是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而她这个初恋男友是个农业户口。你注意这四个字农业户口，你就想一下，从她很小就要商品粮，就是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的事情，我想到这个地方就特别忧伤，这里面带着我的情感。

我的母亲是个农业户口。所以在高三以前，我一直是农业户口，敏感到让人羞耻。就像一个黑人，他没办法向一个白人姑娘求爱。一个黑人对一个白人的谦卑，就是一个农业户口对城镇户口的谦卑，它会让你心里充满压抑和羞耻。

比如说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两个年轻人从小在一个地方长大，然后黑人考上了纽约某个学校，然后那个姑娘还在农场里面，不知道干吗，就跟过去的生活一样，她反而受了一点欺负。然后这个黑人拿着一大束鲜花回来，向这个白人姑娘求爱，这个黑人以为他已经获得了某种资格，有资格爱这个白人姑娘，而那个白人姑娘还是一样的。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喜欢你，也不可能接受你，这是一种固有的，只有在中国会出现这种户口文化，就是户口性格。所以我能体验到，为什么那个姑娘会在男人纠缠她、质问她的那个晚上会行凶，解决掉她的初恋男友。

她也有羞耻感，她不能说我接受你这个农业户口，你是个退伍军人，你是一个农业户口，然后我跟父母说，每个同学都是要么嫁给一个政府的干部，要么嫁给一个当地的工商局、税务局或者银行的，只有我嫁给一个农业户口的，我羞耻，所以她就动了刀子，我是这么理解。我心里面竟然为这个女人哭，也在为那个男人哭，全他妈是为了当年的户籍制度哭，有羞耻的情感在里头。我为什么会羞耻，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深深地陪伴我，从很小的年纪到高三，我始终就活在“大家都是世袭贵族”的圈子里头。

我的母亲很谦卑，因为她是一个农业户口，她很谦卑。她觉得是她祸害了我们这些子女，觉得她自己没用。为什么是她没用，她出生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她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一直想不清楚。曾经有那段时间，是可以买商品户口的，我就有点愤怒。我身上有比较强硬的一点，就是我觉得羞耻的东西，我宁可它在我身上。我是一个大专文凭，我就是一个破警察，出来做保安就做保安，这些东西我也不会去弄一个什么文凭，或者弄一个本科，或者弄一个什么，这种东西我从来不要。

我当时在派出所办户口的时候，那些人来我这儿办农转非，欢天喜地，一种土鸡变凤凰的快感，在他全身洋溢起来。我也很忧伤。

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阿乙：我们活着就是一种幻觉

凤凰网：你提到的这个例子里，新闻报道已经很翔实了，给小说的空间在哪儿？

阿乙：我很少看到一篇报道，是从这个人出发。大家很可能是从某项制度出发，从公众出发，很多新闻是这样的，它并不见得是从单个的人出发，而是从这个事件会不会对公众产生危害，这个角度出发，很少会关注到个人的事。

凤凰网：你本身讨厌户籍制度，在写小说的时候，会不会把它写得很可恨。

阿乙：不会，我写东西不是为了去骂某些东西，我只是把这个东西讲出来，讲这个东西它就是这回事儿。我小说的任务不是要探讨户籍制度是怎么来的，怎么结束的，怎么发展的，不会探讨这些东西，我的探讨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因为户籍制度，他会遭遇这种事情，为什么被人给碎尸。

凤凰网：你背后的表达，仍然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阿乙：对。

凤凰网：你需要通过这个作品来宣泄你的内心？

阿乙：写一个人的时候，你必须要对他的命运进行展示，我展示的不是户籍制度它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我展示的是一个农业户口他的命运。

凤凰网：说到命运，就感觉到你写的很多作品里头，人物一直在反抗命运的安排，最终往往失败，很宿命。

阿乙：对。

凤凰网：你自己也在反抗，但是现实中可能没有那么绝望。

阿乙：我没有那么绝望。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活着就是一种幻觉，我们现在在这儿对话，我看到你，你看到我，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会觉得你是一个永恒，我也是一个永恒，就觉得这个茶水什么都是永恒，只是因为我们活着。但是有时候我会想，我们活着其实是一个幻觉，死才是真实。我走在路上就会想，这个地底下埋了多少死去的人，他们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面，5000年或者是上亿年里面，他们所占有的不过是60年的时光、80年的时光，很小的一部分。剩下的所有历史都跟他没关系。所有的剩下的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黑暗，午夜一样。

我们从1970年代出生，到2020年代或者2040年代我们病故，剩下的所有时间，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片黑暗，关我们屁事。大部分的人是很绝望的，你只有这一生，马上就走完了，走完了你就没有了，没有了你不会留下名字，什么都不会留恋，也没有人祭奠你，就这么简单。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我写《意外杀人事件》，就是因为我们当地县城里面发生的一起这样的命案。我们那个县城里面特别好玩就在这里，一个人死是因为他实在是病得不行了，他老得不行了，该死了，他拖了很久才死，大家觉得他的死就是很正常的，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会死，因为你每天看到的人都是活人，你每天吃饭都吃饱了，你也有事情做，打打牌。

好像从原始社会，你们就一直这么生活，还会往下生活一千年，你不会觉得周围有死。偶尔有些送葬的，你觉得这个人是该死的，因为他拖了好多年，90岁或者80岁死的，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永恒的。有一天。就在我们的县城里面，有一个火车经过，有一个人在火车上得了旅途精神病，他跳车，跳下来没摔坏，走到县城里面，好像又发作了，弄了一把水果刀，不管是谁，一路刺过来，就在一条主干道上，刺了7个人。这7个人有好多都死掉了，我到医院还看到了，死的人都是被直接插心脏要害，跟没死一样的，眼睛这么挺着的。

整个县城一片慌乱，跟敌军入侵一样。这个人用一把水果刀，等于把所有县城的人都弄得一下子明白了真相：人原来是会死的，即使你可以把它归咎于意外。这7个死者有更多的可能性是不会死的，比如说有的人在出发之前他是来讨债的，他讨了以后，那个人说你等一等，我去借钱给你，比如说借个300、500给你一点钱，结果他就没有等，他就直接走到街上来了。如果他等一下呢，他不就死不了吗。或者他走到公共厕所，他不进那个公共厕所，不上那个厕所，直接走，不就走过去了，还上那个厕所，一出来，正好碰见了，结果呢。

那一段时间整个县城的人都是人心惶惶，大家晚上很早就会回家，街道上也没有人，很早就把小孩带回家，然后把门关上。整个县城的人被这一个精神病给提醒了，是极度荒谬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一下变的特别透彻，就知道人是会有死这种事情的，不会活得懒洋洋的。那天晚上大家都是拼命发誓，我也在拼命发誓，找到自己的女人，就是当时的女朋友就说，会爱你一生一世，要守护你，不让你受到这种残害，要保护你。

大多数人在县城，那天晚上都是这样的，都是抱着自己的妻儿，害怕又有这样的事情。但是隔了一两个礼拜之后，这种惶恐慢慢散去了，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又开始在那种活在幻觉中。就是我所说的活在幻觉中，大家又忘记自己会死。我不是要提醒大家会死，我只是觉得死这个东西是永远存在的，你到了60岁、80岁，你没有意外的话，你也会死的。

凤凰网：你觉得小说家的责任，就是要把幻象弄破灭掉吗？

阿乙：不能这样说的，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思考方式，我只是把我所想到的东西写出来而已。

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阿乙：我很害怕丧失写作的独立权

凤凰网：你认真地去想过写作是为了什么吗？

阿乙：我从来没有认为我写作是为什么人服务，也不是为了什么人道主义服务。我觉得你一旦写作，你要是为了某一个东西去写，无论这个东西是多么正义，多么伟大，我觉得这个写作肯定是可疑的，意味着你丧失了对写作的自主权。你就变成了一个，说白了，就是跟餐馆的服务员是没有区别的人。我为了环境保护主义写这个东西，那不就是说人家要点这个菜，你把这个菜端过来吗？那样的话你会丧失你的自主权。

凤凰网：你会有意识不去取悦任何人？

阿乙：其实很难办得到，但是这个东西要警惕。写作的话，你不能完全取悦你的读者，但你的文本是要跟读者交流的，而不永远是给自己看的。在给读者看的过程中，交流过程中，必然有些东西你是要丧失的。但是我老是警戒自己，不要去取悦，我很害怕丧失了写作的那种独立权，我很害怕变成了一个为别人写作的人。来回拿捏这个度。

凤凰网：刚刚听你谈了这么久，像死亡、绝望或者出身卑微，这样的一些主题，你觉得这可能是你的写作生涯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还是只是暂时的，今后会不会有变化？

阿乙：其实我这几年里的写作，充满了各种尝试。但是大家就觉得这个人写东西怎么这么灰暗。可能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东西在里头，不知道是好是坏。写温暖、写幸福的难度非常之大，写悲伤和痛苦，就像我这种成就不大的，或者是能力不够的人，写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因为好写，有质感，有东西可写。比如我写晚上非常痛苦，我听到每个声音都在嘲讽我。火车开走了，肯定就是把我遗弃在这儿了，把我的爱人带走了。或者是听到什么声音，母亲的声音，怎么这么烦，整个你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幸福，你会怎么写？我爱你，我好幸福，我们生个孩子吧，我们吻了又吻，吻了又吻，然后我们幸福地生活下去。几句话你就讲完了，有什么好写的。

凤凰网：你未来是不是打算做个全职作家。

阿乙：你总是要做别的事情，你会分心。

凤凰网：你换了很多份工作，你有压力。

阿乙：其实是来自父母的要求。因为他还是希望你结婚，这种希望会变得越来越唠叨，因为结婚要买房，买房又要背债，背债你要还债，因为还债你要上班，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现在在积攒收入。未来比如说一两年就不用考虑还债这个事情，基本的生活费也有，再考虑买自己两年，可能也只是赎回来一年左右（用来全职写作）。我今年不知道会不会辞职，应该不会辞。

凤凰网：你以后还是打算写长篇为主吗？长篇确实比短篇好卖一些。

阿乙：我不知道，我写东西是这样的，我不会考虑它的销量，我是考虑这个故事合理强度。

阿乙：大部分的读者其实是容易被操纵的

凤凰网：你觉得你的读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阿乙：我不知道，大部分的读者其实是容易被操纵的。

凤凰网：被什么操纵？

阿乙：被一些概念操纵了。有人我这个小说是存在主义，有人定位我是侦探悬疑小说作家，我觉得读者是容易被操纵的，因为现在的媒体环境就是这样的，就是把一个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让你为几个标签努力。我写作的时候，我是喜欢把一个作品当成工艺品、艺术品。我始终最渴望的一种写作状态是，我写出来的作品没有一句废话。

凤凰网：你会去网上看读者对作品的评价吗？你的新书可能比上一本所受到的非议多一点，你自己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阿乙：我就在网上生活，我怎么不看呢。但心态没有变化。我很少为自己的作品做很多辩护。

凤凰网：看到批评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阿乙：起初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不好的评价你就觉得想跟他理论一番，后来算了。批评有些地方合理，把我当年有一些偷懒的地方指出来，我就想以后去再版的时候，我就把它改过来，没有再版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把它再修改一遍，到时候就打印一份给一个人就行了。《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这本书里面，存在有一些漏洞，最后有很多人提的意见，我觉得很对，就是说它到后面的部分语言已经不合乎小孩的身份。

凤凰网：你在微博上，还推荐了网上的一个读者对你的批评。

阿乙：那个人跟我说了，他说他看不惯封面上的那些营销的词语。其实我读书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这些东西我自己也不喜欢。

凤凰网：作品封面被包装，你会觉得跟你初衷不太一样。

阿乙：我不太在乎这个事情。我在图书公司上班以后我就知道，一万册的书，这个图书公司也赚不了几百块钱，何苦呢？你不能说这个出版公司老是用腰封来吸引你，问题是如果什么都不做，连几百块钱都赚不了，到最后亏了几千块，他有意思吗？他的公司就要破产了，真的很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民营出版公司，所以我一听到他的做书利润这么低，我就在想，为什么当时他还在做书，为什么不直接做房地产算了。

凤凰网：你在微博上挺活跃的，但是好像很少看到你参与一些所谓的公众话题的讨论。

阿乙：我是这样的，没有公众性。我是这样的，我喜欢研究自己的一块领域的一个中心，我喜欢自己写作。我的目标很简单，当然写作上也有野心。

凤凰网：没有做知识分子的情结。

阿乙：没有，一点都没有。

凤凰网：不关心政治，不关心这个世界上所谓大的事情？

阿乙：不关心，而且特别冷漠。

凤凰网：冷漠？

阿乙：对，非洲人现在还在饿死呢，我们在谈话的时候的就饿死了三个儿童，我猜的，或者某个地方正好在什么有三个人触电死了，我一点都不流眼泪，就是冷漠。比如说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飞机掉到太平洋去了，也没见到我流眼泪，这个事情是冷漠的。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太过多情，反而伪善，我是这么觉得的。否则你从见面开始，每一秒钟都有10个人在死，每一秒钟都要哭十次，都是我们人类，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哭吧，哭不完的，所以我就希望我自己以后也是做这种人的，我尽量不危害别人，尽量我不去影响（打扰）别人。

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阿乙：我希望50年后还有我的作品在流传

凤凰网：你对茅盾文学奖有渴望吗？

阿乙：其实我对奖里边没有特深的那个，我对奖的渴望来自于对金钱，比如说我知道诺贝尔奖好像是有1000万美金。

凤凰网：100多万美金。

阿乙：那就是1000万人民币，我是这么算的，如果我拿了诺贝尔奖，就是做一个梦，就是拿了以后，我就可以马上把房子，我现在的房子你知道是什么，大开间，一居的大开间，然后来一个亲人就没法住。我就想买一个别墅，联排的别墅。

凤凰网：1000万，联排的恐怕也买不上。

阿乙：没事，你到时候拿这个奖，走几个台就行了，你再忽悠一千万进来，比如说你做老板吧，我给你代言，你生产一个什么不害老百姓的药给你代言，然后上了那个平台之后，诺贝尔瓷砖什么什么的。然后就那个你给我1000万，然后买个别墅，岳父岳母、爸爸妈妈都住在一起，从此也尽了对你们的孝心了，让我自己又多了些舒服，否则我总是欠他们的，不忠不孝的。每天看到老爸身体那样的，你说我怎么办，我又不能很好地照顾他。其实有时候想有钱还是好事，但是写作又不是为了钱，要是真为了钱的话，我可能早几年前就可以动手了，去钻研一下畅销书是怎么写的。

凤凰网：如果抛开得奖不说，你未来写作上的野心在哪？

阿乙：我想五十年以后，还有我的十篇小说在流传。比如说，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之类，到现在20年。刘心武的《班主任》，过七八年以后，就下去了。如果有一篇到了100年以后（还在流传），我就觉得我很光荣了。我有恐惧，就是因为我总是想着我们那个县里面，从古到今，一个名人都没有。我不是说我想当名人，就是一点可留下的东西都没有，没有留下的任何文艺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