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中的周云蓬 贺延光/摄

核心提示：凤凰网5·4青年节特别策划：“怪青年访谈录”之对话周云蓬。来听听这位中国最有人文气质的民谣歌手最满意自己的哪一首歌。他对于唱歌和写作的看法是什么？他对于名气和身份的看法又是什么？又为什么会说“被误读是一个命运，没办法的事情”？

周云蓬：中国民谣歌手。9岁时失明，15岁弹吉他，19岁上大学，21岁写诗，24岁开始随处漂泊。他写的《中国孩子》、《买房子》、《九月》等歌曲受到乐迷的广泛好评。除此之外，他在2010年11月出版了诗集《春天责备》，而他的诗歌《不会说话的爱情》更是获得了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诗歌奖。

对话主持：史川楠

与周云蓬聊天，是件愉快的事情。他声音洪亮、吐字清晰。谈吐间，会令人感觉到他的爽朗、随和，同时又兼具幽默感，像极了他一些歌中的那种俏皮。

他说，最近生活比较简单，主要就是阅读和练琴，每天读书，或者练琴，然后准备演出。等采访结束后，马上要去参加女友绿妖的新书发布会，晚上还要去看一个朋友的演出。他笑着说，北京虽然空气不好，每次来都会咳嗽，但是最大的好处是，北京这边的熟人很多。

而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刚在北京草莓音乐节上进行完演出。对于那天的演出，他在微博中写道：“草莓演完了，四周舞台林立，都嗷嗷的，你要是没个架子鼓效果器，你就沉默吧，听隔壁舞台声小了，马上开唱，突围了。还返场一歌，木吉他加手鼓，能全身而退实属不易。”

我问他会不会有种“一个人拿着木吉他在作战”的感觉？他耸耸肩说，民谣是很轻的音乐，这么多年也习惯了。

我又问他，什么样的生活最幸福？他说，一辈子很文艺，那生活最幸福。那最不幸福呢？那就是生病，只要一生病你就很绝望，一点也不美。

对话实录：

谈音乐：我唱的就是身边发生的事

凤凰网：听说昨天在草莓你返场了，这次演出的感觉如何？

周云蓬：还行(笑)，现在那种大的户外演出都是摇滚乐队特别多，所以舞台上就你拿个吉他唱，压力还是挺大的，周围全是重金属，所以也会非常卖力吧。

凤凰网：看你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挺幽默的，有发生过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周云蓬：其实眼前就有。我参加草莓音乐节，现在演出审批很严格，你每首歌都必须提前一个、两个月要报上去，歌词还有歌曲的视频，都要通过了。

这就是说通过了以后你必须唱这个歌，不能再修改。当时我想唱林昭（编者注：林昭，原名彭令昭。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发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言论，被长期关押，最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的歌，4月29号是林昭的忌日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歌保证通过不了，因为第一句就是“给了陌生人五分钱买了一颗子弹，交给陌生人五分钱，然后妈妈买了一颗子弹”，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通过，但是我后来审批的时候把它改成“交给陌生人五分钱，妈妈买了一个鸡蛋”，然后就顺利通过了。但是当你在唱的时候，鸡蛋、子弹观众也听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笑）。

凤凰网：返场时你唱了首《买房子》，下面歌迷也有喊《中国孩子》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关注民生的歌手吗？

周云蓬：我觉得不能叫做关注民生，因为我就是唱自己身边事儿的歌手。你说关注民生，好像我是个领导人。我的歌就是唱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我的父母住在沈阳，他们是退休的工人。我妈妈在卖衣服，街边也会遇见城管，这些类似的事情很多的，你不能说我关注我妈妈，或者我关注我爸爸，我觉得不是，就是自己的事儿。你很诚实把自己的小圈子反映出来，也许就会折射出整个社会、整个时代。

左小诅咒有一个歌叫《钉子户》，就是因为他们家就要被拆迁。前几天见到他，愁眉苦脸说，他们岳父家就要被拆迁了，也是一平米给多少钱，说不干。那你说他写《钉子户》就是写他自己，所以也不叫关注民生，就是关注岳父或者关注他爸爸，

因为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他都到你身上，所以像我那个买房子都是这种，因为每个人都面临这种问题。当然这个时代的转弯可能转的比较缓，不是像急转，我们可能还没感觉到那种波澜壮阔，但是都是在生活细节里在纠结，很细碎的那种东西。

凤凰网：当年你写《中国孩子》，曾经说过不清楚自己写出这首歌时的心情，只觉得多少年沤的那种郁结终于发散了。如今中国的孩子们仍然在前赴后继地受到伤害，怎么看？

周云蓬：现在看到的这些有关孩子事件，其实可能过去更多。或者是因为过去没有网络，所以一个孩子的死，或者几个孩子的死不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舆论。现在突然看到这么多，我认为并不是这种事件突然增多了，而是说透明度加大了。过去像克拉玛依那一年，我觉得当初那么大的事情，当年的媒体也没有太多的介入和报道。

我认为关注孩子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事件都会在你的视野里很醒目的出现。当然这是好事，我觉得你关注越多，这种事情将来会越少。首先是关注，首先是知道，首先是去知情、知道，哪怕跟你没关系，哪怕你没有孩子，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你去发表意见，这样的事情在将来才会越来越少。

凤凰网：你会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吗？

周云蓬：我觉得没有。其实每段历史都差不多，你要看过去，比方说抗日战争的时候，或者五四的时候，那时候人们也觉得现在太黑暗了，太绝望了，总是觉得未来很好，未来是黄金时代。但是实际上你生活在哪段历史里都是一样的，有绝望的人，也有希望的人，有粉饰太平的人，也有愤世嫉俗的人。所以这个靠你自己的选择，每代人要都抱有希望去做事情，可能还是能改观很多。

 民谣歌手周云蓬接受凤凰网对话 李白/摄

谈身份：墓碑上的话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凤凰网：你最满意自己哪一首歌？

周云蓬：我觉得还是《不会说话的爱情》吧。因为这个歌的歌词，我可能写得更个人化，或者说更从容。而且我没写过几首爱情歌曲，所以我更看重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种爱情体验的表达，或者说是从爱情里生发出来关于人生的体验，就像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是过一种牧歌式的生活还是过一种城市咖啡馆的生活?

凤凰网：《不会说话的爱情》获得2011年的人民文学奖，你很在意这样的官方认可吗？

周云蓬：我还是很重视的。我从大理飞回去，去领那个奖。因为我觉得他们至少承认你吧，而且他们给的也是你喜欢的作品，而不是给你一个最糟的作品。

而且得完那个奖后，有很多80年代的老朋友来电话或者来信，就说听说你获了一个人民文学的什么什么奖，他觉得你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好像突然发现了我一样。

凤凰网：鲍勃·迪伦在2006年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你觉得自己跟他有可比性吗？

周云蓬：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我和鲍勃·迪伦有可比性，那就证明中国和美国60年代那个社会有可比性，其实还是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在报纸上随便骂政府，现在在中国可能还达到不了那个水平。

而且鲍勃迪伦也不喜欢自己成为一个时代代言人的角色，他一再要摆脱这种东西。可能每个人都不愿意做一个传声筒或者一个时代的标签，每个人都想自己更加多变，尤其是艺术家，就是你不是一个政治工具，也不是一个政治反叛工具，这个最重要。

凤凰网：我看你博客里写道“他的符号意义”更大？

周云蓬：我记得住他的歌可能也就四五首，其余的我也不知道，对他很不了解。其实我们说鲍勃迪伦，说半天，我们真不了解这个人他到底写了些。我们每个人都说鲍勃迪伦、鲍勃迪伦，就是这样的。人们还是在误读，或者说人们更注重知道他是个反叛歌手、曾经反越战，这个人们就满足了，根本没有兴趣或者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去接触他更复杂的东西、内心的东西或者什么，所以这可能就是政治歌手标签的一个副作用吧。

凤凰网：是否觉得等于是大家在给他贴上标签？

周云蓬：对，人们需要吧，人们需要向别人身上贴标签。就像你到旅游景点，写上到此一游，要永远的留在那个墙上一样。所以，这个也没办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就说：每一个人死了以后墓碑上写的话都不是他自己想要的，就是后人对他的期许什么的，你早晚要被误读，你生前可以辩解，但是你死了就也辩解不了了。所以被误读是一个命运，没办法的事情。

凤凰网：那你自己介意被贴上“盲人歌手”的标签吗？

周云蓬：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人们给你起个外号，也是对你的一种亲切，便于别人怎么定位你，或者怎么记得住你，那就怎么叫呗。只要没有人身侮辱我觉得叫什么都无所谓。

而且我觉得我要反这个标签，我就陷入另一种标签里也很麻烦，就是说最好是不介意。你以一种逆反心理或者一种反动力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也需要矫正，而且没有意义，你就好好写歌、唱歌，别的别管了，因为你的时间也有限，每个人就那么几十年，所以专注于自己写作、写歌就可以了。

谈名气：合脚的鞋子越漂亮越好

凤凰网：诗人和歌手，你更在意哪个？

周云蓬：这两个不冲突，因为你不可能天天唱歌，唱歌是一个季节性的活，现在五一期间演出就比较多，平常的日子可以去写作。

我今年可能还要出一本书，以后还要想尝试写点小说什么的，我觉得虚构的东西也挺有趣的，能够开发你另一个世界，我觉得这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窗户。这边打开一个窗户风景还挺好，那边再开个窗户更亮堂点，我觉得这个不矛盾的。随时唱歌，随时写作，它们并不冲突。

凤凰网：出名前与出名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周云蓬：变化还是有吧。出名前演出少，那时候演出100块钱一场，才多少钱；现在演出机会多了，收入也会高一点，我也能成为一个专心做音乐的人。我靠音乐来养活自己，然后再去做新的音乐，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我觉得人在摆脱贫困线以后，他能够观察生活，能够更立体或者更全面一点；那人要总是处于贫困线之下，我觉得他观察生活并不很清晰，天天饿着肚子，天天饭都没吃饱，保证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毒，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凤凰网：维持一定的知名度，对你有多重要？

周云蓬：我希望这个名气不要阻碍个人的生活，那是最好的。就像你穿鞋一样，谁都想穿越来越漂亮的鞋。要是上面拴两个砖头大小那样的大钻石，也很漂亮，但是你会走路很沉。我是这个意思，在合脚的情况下，它越漂亮越好。

名气也是这样的，可以越大越好，但是一旦它阻碍你的生活，或者阻碍你的脑子，我觉得那样就没意思了，或者那样就很危险了，所谓盛名之下不可久居。

谈时代：网络上的抱怨证明社会有向前的动力

凤凰网：“政改”和“开放”这些跟政治有关的字眼，跟你的生活有关系吗？

周云蓬：当然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出的那个关于音乐版权的条例，虽然我不懂法，但它只要形成一个条例会剥夺你很多权利，或者会增加你很多权利。

还有飞机票涨了，那你要出门要买飞机票，汽油涨了你打车要多花钱，都有关系。我认为在中国没有人可以生活在政治之外，或者不去关心政治，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凤凰网：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年代，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周云蓬：对，我觉得也是。

如果有可比性的话，可能跟台湾90年代很相似。比如说，那会儿的很多台湾歌手都唱反映民生或者跟政治有关的歌曲。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民谣歌手，或者很多摇滚歌手开始介入，不但是关心那种所谓当年嬉皮士的那种反叛，也反映一些社会事件。

我觉得左小诅咒可能在这个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像他去年的唱片《苦鬼》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我的儿子叫钱云会》，就是反映浙江的那个钱云会事件。

凤凰网：你如何评价罗大佑和崔健的歌？有想过成为一个影响时代的歌手吗？

周云蓬：其实很多事情是偶然的，就是你处于那个浪尖上，你要没有那个浪尖，你愣去努力也达到不了。像罗大佑的《亚西亚孤儿》就是，那个时代正好是台湾的一个转型时代，所以一方面需要有罗大佑这个人，一方面他也得碰巧赶上那个拐弯。而崔健《一无所有》出现的时候，正好是80年代末，那时候浪漫时代和商业时代交汇。

所以我不会去苛求自己，但是也没法回避自己，就是说我不当这个代言人。当然有一天你写了个歌也赶上了时代的拐弯，你也没办法就赶上了。

凤凰网：你考虑过没有，10年以后的中国会怎么样？

周云蓬：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变化非常快，如果十年之内没有战争的话，保证会发展越来越好。

虽然现在人们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多，但一切不满就是社会向前的动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网络上人们的抱怨，那就证明这个社会有动力在向前，所以我觉得十年如果没有大的波折，应该会比现在好的多，或者也许那个时候人们有浪漫那种可能性，或者有理想、有梦想的可能性，而且新一代的年轻人那时候也长大了，他们可能会有他们创造性的什么东西。

谈韩寒：青年才俊总会被砍上几刀

凤凰网：你怎么看微博的作用？怎么看微博上的公知？

周云蓬：你看韩寒前几天发微博说纪念林昭，我看有几万人转发，因为韩寒辐射的是更年轻的一些人，很多人都不知道林昭，他这么一说，可能大家都知道，或者有兴趣去看一看、查一查，我觉得这都是微博的作用。

有一些人在诬蔑公知，说他们自己也泡妞，他们更坏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公知应该是一种好的称赞，现在人们在歪曲这些。他们又不领工资，他们还很冒风险，他们说的那些话当然有的时候有错误，但是那你把他们都灭了，那更没人说话了，就是那样的。

如果人家夸我是公知我会很高兴，或者说我是文艺青年，我也很高兴，我认可这些东西。

凤凰网：说到了韩寒，你怎么看他被指代笔的事情？

周云蓬：我不关心代笔不代笔的，我起码挺喜欢看他的博客。然后我也跟他通过电话，打过交道，我觉得那个人还挺好的。其实他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更多是一些积极的作用。而且这个事件以后，我觉得韩寒好像更成熟了，相对来说他也妥协了一些。

其实我挺喜欢他那样的有锐气的年轻人，总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要好。所以现在的社会好不好，上一代人和这一代人都是有责任的，鼓励下一代人，或者鼓励更年轻的人，不要把他们都变成一个像我们上一代、这一代这么圆通、成熟、一分为二，那就没意思了，时代永远就像驴拉磨一样在打转转。

凤凰网：你觉得被指代笔这个事儿对韩寒是件好事吗？

周云蓬：对，特别有名的总会被挨骂的，古代就是这样，少年才俊总是要被砍上几刀。这就是砍几刀，我觉得没砍死，那可能让自己成熟的更多。尼采说，没杀死你的东西会让你更加强大，这句话保证有道理，这只是一个波折，我觉得对他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