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鲁山“喝开水”事件：消解执政者公信力的危险信号

2010年2月，涉嫌盗窃被公安机关审理的河南省鲁山县男青年王亚辉在看守所内死亡，警方解释，犯罪嫌疑人是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的。亲属查看尸体后发现其身上有多处伤痕，河南省公安厅纪检、督察等部门立即派出联合调查组赴鲁山县开展调查工作，2月28日，公安机关将涉嫌刑讯逼供的4名民警移交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鲁山县公安局局长张冠军责令引咎辞职，对分管副局长予以免职。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闭淑娟:

从云南“躲猫猫”事件后，网友对这类案件的反应，已经由最初的义愤填膺到见怪不怪再到讽刺嘲弄，反映出民意对这一怪现状的无奈接受，也导致普通民众对基层执法机构形成了新的刻板印象，即这种非正常死亡是正常的。

这将极大消解基层执政者的公信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特邀专家十年砍柴（知名网友、专栏作家）:

对比媒体披露的诸多看守所内非正常死亡事件，应该说，河南鲁山县公安局看守所内嫌疑人王亚辉“喝开水”而死的事件，其处理还算迅速且严肃。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当地政法部门至少没有明显护短的行为。

我的忧虑是，若对看守所的管理、监督体制不进行改革，如侦查、拘留、预审、关押都由公安机关行使，各个环节很难相互制约，而检察机关可能接受兼任公安局长的政法委书记领导，其监督效果大打折扣。那么这种相当严格的处罚措施，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瞒报、推诿、遮掩的技巧更高，看守所民警挟持上司的底气更足。

河北石家庄王亚丽骗官案:一把手选任要让民主制度把关

共青团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因冒充别人女儿意图侵占他人遗产，而遭当事人举报“造假骗官夺产”。2010年1月,专案组进驻石家庄调查王亚丽案。3月12日，河北省纪委新闻发言人介绍，对王亚丽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谋取职务及有关人员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调查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王亚丽等4人已被依法批捕。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翟薇:

王亚丽骗官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骗官时间长、案件复杂度高，可是，其长达十几年的骗官生涯却从未被“识破”，这成为舆论质疑的焦点，事件的恶劣性使得河北石家庄的政府应对能力仅处于警戒线之上。

王亚丽骗官，表面上看是个体事件，它不如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的范围广、影响大、人员多、冲突剧烈等，但是它对政府的杀伤力和公信力的损害却是巨大的。从网民对事件的质疑，暴露出官员任用制度的种种弊端，唯上而不唯能，这种情况下，官场“系统”日益封闭，这对良性的官场生态的形成十分不利。

特邀专家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与以往发生的买官卖官案大多是“一对一”交易形成的不同，此案的“标本”或典型意义，在于其全过程基本是“组织对组织”形成的。

这一案例再一次说明:在社会众多的公共机构中，存在着“个人权力大于组织权力”的严重不正常现象，以“组织名义并通过组织干坏事”是某些腐败分子，特别是握有人事权和财权的“一把手”腐败分子的惯用手法，败坏了党风和政风，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严重障碍。因此，要彻底从制度机制上消除买官卖官和“骗官”案发生，最根本的办法是限制组织一把手的权力，使之不能以组织的名义干坏事，而要限制一把手的权力，最根本的办法唯有“民主选任”一把手一途，否则，只要一把手权力可以事实上凌驾在组织之上，这类案件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选拔23岁副局长:“不依不饶”反映制度性信任危机

2010年2月初，一名网友在国内各大论坛发表了名为《令我十分震惊的任命公示》的帖子，称山东省新泰市在政府网站贴出一张干部任命公示，新选拔的6名副局长和1名法院副院长中最年轻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王然只有23岁。一时间，学历造假、官二代、背景深厚等传言在网络世界甚嚣尘上。当地市委有关领导表示，这次干部任命符合国家《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中关于适当放宽条件的要求。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吴佶:

干部队伍年轻化一直是民众所期待看到的现象，年轻化的干部群体所带来的是新的管理思维和新的处理矛盾手段。但是，无论是政府的回应，还是几位年轻人在电视上的澄清，都无法打消网民对他们就任内幕的怀疑。

反过来说，期待“年轻化”的老百姓多次反过来炮轰“80后官员”也是一个无奈之举。他们期望着父母官能够脱离旧有的官场习气给自己带来幸福，又畏惧“官员世袭”破碎自己脆弱的希望。从湖北“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到“新泰23岁副局长”王然，他们面临的压力不只是针对个人的舆论重压，更多的是直指漏洞百出的官员选拔制度的沉疴。

特邀专家吴长生（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原主任、高级编辑）:

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官员滥用职权的多了，以权谋私的比比皆是。加之前几年用人风气不正，“跑官”、“要官”、“卖官”、“买官”不绝，相互提携子女、拉帮结派谋私盛行，更是引起了民众强烈而深刻的不满。人们的情绪，已经从个别官员延伸向了制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李源潮同志才说，吏治的腐败、用人方面的腐败，是危害最大的腐败。

民众的“不依不饶”，反映出的是一种制度性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不是靠发几个文件，惩办几个人，就能很快消解的；而是要靠锐意的深化改革，要靠切实地完善制度，更要靠艰苦的事实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