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伟承认，虽然早有政策方面的规定，但这个操作在实施方面，依旧不是很顺利。因为过去的政策，都属于官员自己上报，属于自我约束，没有相对独立的负责申报执行机关，各个行政机构自行其是，缺乏统一性。而且，这些规定并没有严格的执行制度和执行标准，执行起来随意性大，缺乏可操作性。

“但把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列入报告内容，这个是比较新的。”王伟介绍，这次报告实际上起的是对官员的一个预防和警示作用。

王伟说，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官员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而自己在国内做官的情况，变成了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而在以前，对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国并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

“现在明确地提出来了，不是说现在这个问题很突出了。”王伟说，问题一旦提出来，就表明这个问题已经开始要逐步解决。王伟介绍，这项规定，是在决定中间谈反腐败部分的四个方面内容的第一个方面，属于廉洁自律方面的一个内容，是要求官员自己约束自己。“一个裸官的产生以及外逃，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王伟说，这期间，中间会有一个酝酿和准备的过程。对这种官员，对他以及家属的出国，要有比较严格的审查。而有了这个规定之后，我们党的有关组织，就可以提前名正言顺地去查，去询问。所以这个是在党的自律的过程中，在还没有触及到法律程序的时候，司法机关还没介入的时候，党的纪律组织、党的监察机关就可以去问去管理。

财产透明是保护官员

但这个还没通过法律和制度落实的规定，在更多学者眼里，只是一道脆弱而不堪一击的防线。

某著名法学家就对此规定的实施前景持悲观态度:“这是中国体制性的一个困难，解决不了。”该法学家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没办法解决。曾经有人主张说，所有的官员子女都不能经商，结果还是没有堵绝；而现在提出要加强将“官员配偶子女已经移民国外情况管理”。同样也是不容易实现。

该法学家说，要解决这个问题，防止这种现象，就要加快建设官员的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只有公开透明了，才能有效地遏制这种现象。包括配偶逐渐的拆产、投资状况，这些都要了解，都要做出申报。

“财产透明其实是对官员最大的保护。”该法学家举例，以色列以前有一个国防部长，从前在国外的使馆做参赞，他在国外的银行存了一点钱，回国以后忘记了，就100美元左右。但后来他被揭露了，他就必须要辞职。因为政府的官员不可以在国外存钱。而全方位地实行财产的公开透明，也是对官员最大的保护。

和该法学家一样，竹立家同样认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阻止裸官蔓延的惟一方法。“好的想法、改革一定要通过制度和法律落实才会有效。”

竹立家说，但到现在，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还没有正式出台，政务公开也做得还不够，包括行政程序的透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以前说，要加强推进政务公开的力度，但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在走过程、走形式。而好的理念、好的政策，得不到落实，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关键不是论证，而是行动，落实“第一步”至关重要。

事实上，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将 《财产申报法》列入申报计划，可惜蹉跎15年，未见成效。时代周报记者 龙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