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让事实说话吧——以我国和新加坡合作的中新天津生态城模式为例，这个生态城的指标体系可概括为贯彻“三可”原则。一是目标的构成应具有可约束性，也就是能用这个目标来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实践生态城，对社会各界有约束力，也体现道德和责任的双重含义。二是目标可分解性。指标体系不能停留在政府层面，必须把这个指标体系从城市的总体目标分解到社区，社区分解到家庭，直至作为社会最基础细胞的家庭等都为绿色发展增添动力；同时从行业到企业也可以进行分解，能促使各种社会活动者和全体市民都参与到生态城发展中来，这样生态城市的目标才能达成。三是指标体系的可实践性。指的是依据现发展阶段的国情和科学技术水平，制订合理的目标，以合理的成本和技术含量达到低碳排放和资源循环利用的目的。

比如中新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可以概括为生态环境健康、社会和谐发展、经济高效循环、区域协调融合四大目标。在这四大目标里再分层次地进行描述。如生态环境健康目标可再细分为自然环境良好、人工环境协调等，社会和谐发展细分为生活模式健康、基础设施完善、管理机制健全等，经济高效循环细分为经济发展持续、科技创新活跃、就业综合平衡等，区域协调融合细分为自然生态协调、区域政策协调、社会文化协调、区域经济协调等。

主持人: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我国的生态城市各不相同，有些城市的目标定位很多，听起来不太好操作，所以在这里我们想请您给网友和读者做个类型划分。

仇保兴:我国目前有两类生态城市:一类像天津中新生态城，是在非常荒芜的盐碱地上重新建设的卫星城，而另一类是在原来的工业区或是城区的基础上进行转型改造，在这两类功能区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式的空间重构，中国大多数的生态城都属于后一类，这一类应该称之为目标管制加上过程调控，即有了一个渐进性的生态城建设目标后，还需要一系列的过程控制手段来促使目标达成。

主持人:具体有些什么指标？

仇保兴:中新生态城一共是四大类、26项分类指标体系。

在这套关键指标体系中，在维持自然环境良好这一指标层选取了区内环境质量达标率和自然湿地净损失率两项指标。从人工环境协调指标层来看，有绿色建筑比例，本地植物指数，人均公共绿地等指标。从生活模式健康指标层来看，有日人均生活水耗、日人均垃圾产生量、绿色出行所占比例等指标。

从基础设施完善指标层来看，有垃圾回收利用率、危废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市政管网普及率、步行500米范围有免费文体设施的居住区比例、无障碍设施率等指标。基础设施完善指标中的绿色出行所占比例对规划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主持人:采访中我们发现这一块还是有些失误的。

仇保兴:是啊，记得五、六年前深圳福田区和上海浦东陆家嘴片区做规划的时候，当时中规院和其他机构的专家都为这两个区域的规划编制了自行车道和步行道的专业规划，也就是在这两个人流活动非常频繁的区域，有专门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但是到了具体实施的时候，这两个规划遭到一些人的嘲笑，他们认为在现在汽车化的时代怎么还有自行车道和步行道呢？把这看成是一个落后的象征，结果在实施时把它取消了，直到最近又要重新开始重新建设。又例如很多外国旅游者到了陆家嘴，发现从区内从一个大楼到临近的大楼居然没有人行道可走，不由得感慨，难道市民从这个大楼到100米外的另一座大楼还要坐小汽车吗？这给了我们一个严重的警示，这样的规划是荒唐的规划。现在上海规划局对区内的交通系统重新做了调整，规划了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绿色出行意味着人们的出行尽量不要产生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步行和自行车道上规划和建设花更大的精力，使城市的交通绿色化，才有可能使整个城市绿色化。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机动化和城镇化重合的过程，所以中国要抢在人们习惯使用小汽车之前来使绿色交通重新进行普及，重新占据主要交通工具的地位，这样才能避免走上美国式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基础设施完善指标层中的另一个指标垃圾回收利用率也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还有哪些重要指标是不可忽视的？

仇保兴:一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具有保障性质的住宅占本区住宅总量的比例，指标值为不低于20%。二是可再生能源使用率，指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指标值为不低于15%。其中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潮汐、生物能等可在自然界再生的能源。三是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指除新鲜用水之外的非传统水源水(包括再生水、海水淡化水、雨水等)在生态城用水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指标值为不低于50%。四是每万劳动力中R＆D科学家和工程师全时当量，指每万劳动力中参加研究与发展(R&D)项目、以及R&D项目管理和直接服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按全时人员折算的人年数。这是反映从业人员中科学家、工程师的比例和从事研发活动时间的综合指标，指标值为不低于50人年。五是就业住房平衡指数，指本地(这里指天津生态城)居民就业人口中有多少同时在本地居住，是衡量居民就近就业程度的指标，指标值为不低于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