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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
魏杰至今清晰地记得：从西安师范到西北大学经济系，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能看到的一本经济学书是人民大学教授徐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40多万字的大部头，是系统解释当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教材。
这本书统治了中国经济学课堂近十年，代表着80年代经济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状况。
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学界出现了自由的思想探索，媒体甚至开始发表探索市场机制的文章。这让经济系的学生耳目一新。而1979年的“包产到户”，更从实践上引发了学子们的困惑，开始慢慢思考市场理论。
其时，经济学课堂上讲得最多的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剩余价值、资本经济必然消亡之类的观点。沉闷的课堂让魏杰厌倦，而大学里接触的政治经济学又是他在师范政教科早已学过的。他决定提前考研究生，大二时就考取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
1983年魏杰第一次出国，被西方文明的发展所震撼，他才发现“原来以为他们都在受苦受难之中，我们解放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现在发现真正应该解放的是我们自己。”
这时候开放的春风已慢慢吹进，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成为当时最早介绍进来的西方经济学著作，虽然前言仍是批判立场，但却是77、78级经济学专业学生广为阅读的一本书，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观念。
等到1984年魏杰到人民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尽管不能提市场经济，但是市场机制一词实际上已经在对中国社会发挥作用。尽管仍然实行“粮票制”，但少量市场已经放开，人民大学旁边有了各种私人小饭馆，市场上也可以买到米、肉等食品，对魏杰来说，漫长的饥饿年代真正一去不返了。
新思潮暗流涌动，苏联东欧经济学体系中的短缺经济学、市场机制、利益机制让学子们眼界更加开阔。此时，魏杰和同门师兄弟们一起写了一本书，叫《经济机制导论》，市场机制在学界开始被更多地讨论。
从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这代经济学子经受了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魏杰对此深有感受：“这代人的特点就是不断否定自己，读大学从成本和效益来讲成本很高。因为当时大学认真学的、费很大劲搞懂的政治经济学最后恰恰却是他大部分要抛弃的，所以付出了比常人更艰难的一种非常深的苦功，后来才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学到。”
1989年后，经济学家遭遇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批判。“市场经济派、私有化、市场化”三顶帽子扣到了他们头上。很多经济学家在这时候离开舞台，开始经商从政。
刚刚展露头角的年轻经济学者魏杰由此进入三年冰冻期，但内心中仍燃烧着坚定的市场经济信念。他未想到，日后这一信念还会遭遇更多风波。
“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学进入新的境界，现代经济学理论真正建立起来，相关理论体系得以充分研究。
此时魏杰已经是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年轻时自己曾遭遇思想裂变的痛苦，他不希望后来人重走老路，而当时环境又急需经济新体系的树立，于是他组织系里的一批中青年科研教学骨干(大部分有过出国经历)，编写出一套上下册的经济学丛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套新的经济学体系彻底打通东西方分野，以现代观念阐释经济学的各类基本问题，等于否定了一直在高校统治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因此一下捅了大麻烦。
“先是人民大学一帮老同志要清算，说你这是要消灭马克思主义，就开始组织批判这套书，批了很长时间，而且力量很强烈。后来又告到教育部，给教育部长写信，说这本书要是不查封就会怎样怎样。”
当时的魏杰没想到传统力量如此强大，“因为这样一改，那些长期讲劳动、资本、剥削的老教授没法上课了。”
学术的发展、人才的更替难免潜藏着某些较量——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就是这样。新一代学者从“政治经济学派”学者的母体分离出来的历程总是痛苦和不愉快的，正如魏杰在“编者的话”里写的那样：“书稿中一些观点由我做了重大修改，有的甚至是在写作同志不愿意的情况下由我强行修改的。因此，本书如果有什么问题，责任在我，不在具体写作同志。”
在后来人民大学的许多讲座中，这种较量开始白热化。作为经济学系主任的魏杰，还是拗不过尚未失去锋芒的老一辈经济学家——那套《经济学》也成了禁书。后来，他郁闷地离开人民大学到到国有资产管理局。
因为这件事，魏杰称自己是“高校改革的鼻祖”。1998年以后，接受过系统西方经济学教育的海归派开始大量翻译介绍国外著述，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沦为政治课本，取而代之的是宏观、微观经济学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研究主体。
如今，魏杰在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稳定下来，心境也变得更加平和。他认为，他们这代主流经济学家活跃舞台近三十年，最大的贡献是通过自己的鼓与呼，真正彻底改掉了计划经济；促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的建立现在他们现在他们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其后日益凸显的民生问题，要更多地交给年轻一代来解决。（魏群 郭芳 陶卫华 陈建芬 尹东华）
来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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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郑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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