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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判市场”到价格改革
时光穿越三十年，今天经济学的热门词汇“市场”、“国际贸易”、“开放”等等，放在1978年的计划时代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在耻于谈钱的整体社会思潮下，经济系多被视为“中文、哲学上不了才考”的冷门专业；而经济学学子们学得最多的也是批判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市场二字是绝对的忌讳，谁要敢公开提市场经济，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进大学后的张维迎，属于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各科成绩在全班都数一数二，甚至曾经对书本上宣扬的“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高效率”的逻辑深信不疑。到了大学二、三年级，他开始有机会阅读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一时视野大开，很多问题豁然开朗。
“这时候你认识到价格原来要调节社会的资源，它要传递信号，它给人以激励。你才明白为什么中国东西这么短缺。价格一扭曲就短缺、没有激励就短缺。”
价格理论为张维迎思考一系列经济规律提供了一把钥匙。他理解到，价格本身是在分配财富，如果政府限制，对其进行人为地压低，只能导致资源的低效浪费，也当然违背公平。而从价格出发，如何认识市场，以及对计划经济的矛盾疑问，在他心中久久盘桓。
1982年张维迎考取了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何炼成领导下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日后被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
严肃尽职的何炼成教授对张维迎的评价是刻苦、有悟性、勤于思考。这一勤于思考的能力贯穿了他以后的整个学术生涯，并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硕士论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首次公开提出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政策探索。文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30年改革纷争
在当时市场经济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张维迎以价格着眼的“双轨制改革”应该说为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提供了一种温和可行的选择，也因此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奠定了他经济学声誉的基础碑石。
此后二十多年，一场悄然的变革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曾经铁板一块的计划模式渐渐引入市场，民营私有经济不断壮大，直至形成今日市场主导的改革格局。
“双轨制”提出以后， 1984年12月，张维迎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在体改委的6年工作经历，让他更深体会到政策的变革首先必须考虑到其可行性。
比如最简单的计划价格体制改革，虽然政府对其弊病早有共识，但用什么办法改革是关键所在。他提出的价格双轨制之所以能被采纳，在于其既保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又能在增量上引入效率。然而，也因为改革中的计划、市场不能截然分开，具体操作中必然导致腐败等新的问题。
“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出发点而是看他的结果”，从“价格双轨制”到“次优选择”，张维迎一直在寻找着某种改革理想与现实契合的路径。所以，他“尊重既得利益”，尊重并不意味着既得利益合理，但在改革利弊衡量和现实可能的考虑下，他选择了理性的让步。
这一理性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他对国企改革、权力寻租、腐败等问题的看法中。1997年，政府提出要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时，他坚定地主张民营化；因为政治体制的滞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或多或少存在“原罪”问题，他奉劝我们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他因此被误解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富人代言人。
他说他不代表任何人，因为没有哪个人能够代表别人。
有人说张维迎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可他还常回农村调查，他的老师茅于轼注册一个扶贫基金会，张维迎慷慨出资二十万元，还帮助其募款了一百万。
不可否认，30年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进步和积累的问题几乎一样多。尤其是近15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却也导致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垄断和特权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受到最多人的指责。也因此，众多在改革中不断付出却分享不到结果的普通群众，就会产生对改革的怀疑。
这显然不是张维迎所愿意看到的。“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研究。” 这是一个博弈过程，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市场化的方向。即便有着类似“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过激说法，但跨越30年客观来看，没有一个人、一个阶层能够否认，他从改革中得益。而解决目前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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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郑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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