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对未来法治的瞩望

徐显明

徐显明：学者、法学教育家兼立法者。山东莱西人，法学博士、教授、博导。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人权，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及法律委委员。

法治，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业。

回首共和国成立后50余年的法治实践，基本可划分为5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奠基期。此阶段自1949年始止于1956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初步形成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八字法制理念；

第二个阶段为中国法制的破坏、倒退期。此阶段始于1957年止于文革结束，让我们有了“人治必然导致灾难”的切肤教训；

第三个阶段为法制的恢复、重建期。此阶段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始于邓小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方针的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此阶段的指导方针；

第四个阶段为“依法治国”方略确立期。从1997年开始，在党的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并在1999年将之入宪，“法治”具有了超越法律工具主义的深广意涵；

第五个阶段可概括为社会主义宪政阶段，始于2004年。这一年，胡锦涛同志强调“更好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提出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执政思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纲领性人权条款也在该年得以入宪。此后，在我国民主法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监督法》于2006年颁布，关系国计民生基础的《物权法》在2007年获得高票通过，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国家的法治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

50余年的法治实践，进程虽迂回曲折，经验亦可圈可点。回首中国法治化的历程，成就斐然亦教训深刻；前瞻中国法治的未来，前途光明亦不乏荆棘。中国的法治建设将步入社会主义宪政阶段，瞻其前景，我对未来法治有以下瞩望：

未来法治应更具正义性。正义内含社会基本结构正义、分配正义、矫正正义。社会基本结构正义，也就是社会制度正义，它是人类合作的前提。分配正义，指社会成员间公平分配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社会合作所产生的负担。其实现有赖于人格平等、起点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原则的坚守。矫正正义，指权利受侵犯时能得到及时、公平的救济。正义性，不允许在法律与制度上对人进行基于身份的差别对待和歧视性区分。确保社会中的所有人均能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是社会主义宪政的核心目的所在。

未来法治应更具自治性。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在本质上应当成为社会的自觉行动，否则，它就仍是外在于社会的物件。对社会来说，法治应是自主自治的，而不应是政府强加包办的。非以民众主导的法治，注定是缺乏合法性与生命力的。政府对法治的积极推进，要通过制度创新确保更多的人通过更多的途径参与法治建设。

未来法治应更具权威性。宪法为本、法律至上是法治国家的最低要求。法律权威的确立，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将法治建设由宣教、呼号阶段推进到规则创制、规则推演阶段；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法治的实效性，提升司法的公正性，让司法判断成为社会的终极判断。

未来法治应具和谐性。既包括私权利之间的和谐、公权力之间的和谐，还包括私权利、公权力与社会权利三者间的和谐。私权利是目的与基础，公权力是工具与手段，社会权利是前二者的调节器。要实现三者间的和谐，就需要使权、责、利在三者间的分配达到均衡，并且这种均衡状态应当是由法律来支撑、来调整的。

未来法治资源的配置应更具科学性，解决法治成本愈增而效率愈下的问题。希冀消除司法中的诸权混合、诸权混用及行政化、功利化、工具化和地域化倾向，重划涉及法律实现诸权间的界限与职能，使法律实施的中国特色在科学与理性中得以实现。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倡导：“应该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使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对未来法治的瞩望，我归结为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