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毛泽东带领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见时的照片。

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的崇高而又神圣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一事变传来后，毛泽东震惊之余，立刻以审慎、敏锐的眼力，点评斯大林的功过是非，透视这一事件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斯大林的四次错误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一直有着自己的意见，认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算是个“农民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他从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考虑，只相信国民党的力量，不相信共产党的力量，不愿援助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甚至担心援助中国共产党，会引起蒋介石和英美盟国的不满。他还通过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做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实质是完全服从于国民党。

1945年，美国大使赫尔利赴华履任途经莫斯科，专程拜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询问苏联是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回答是肯定的，苏联支持国民党。随后，斯大林又向赫尔利证实说：“是的，我们支持蒋委员长。”“中国有人自称共产党，其实不是，就是一批人没有土地，分了土地就完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原因，毛泽东的访苏日程才被一再拖延。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便提出访苏的动议，其间由于种种原因，而最重要的是，斯大林对此没有表现出积极的热情，延至1948年7月，毛泽东访苏的各项工作都已准备妥贴，斯大林却发来电报，以“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为由，又一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程。

显然，这是斯大林的托词，实际上，他还是怀疑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否胜利。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表示，毛泽东毕竟是游击战的领导人，尽管访苏是秘密的，但终究是瞒不住的。如果西方知道了，便会大做文章，说毛泽东来苏联请领指示，从而将毛泽东当作莫斯科的代理人，那样就会破坏苏联与国民党的“国家关系”，以致使美国全面卷入，直接危及苏联的国家利益。

这一切，毛泽东早就不以为然，只是顾全两党关系，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大局，才求同存异。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开始在党的高层批评斯大林的错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0年对我们压力很大。”

后来，毛泽东多次以激烈的语气批评斯大林：“怀疑我们在赢得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会象南斯拉夫，而我会是第二个铁托。”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斯大林没有准备中国革命胜利。日本投降后，他来了电报，反对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就是执行雅尔塔协定，保证中华民国二十年。罗斯福说服蒋介石，斯大林就来说服我们，因此有电报来：不许革命。你让我到重庆去谈，可以！但是不许革命，不干，抗日时期，中国革命一切准备工作——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完成了，时机完全成熟了，在这个时候来泼一瓢冷水，这是个原则错误。

1967年4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中国，他曾经询问周恩来，斯大林是否建议过解放军不要渡过长江时，周恩来回答说：“对于一九四九年我们能不能渡过长江，斯大林是有怀疑的。他们还认为，蒋介石顶不住时，美国会出兵。但美国知道蒋介石是扶不起来了，而长江又挡不住解放军。如果美国出兵，就要负战争的责任。美国不会这样做的。”

毛泽东还在不同的场合对外国客人说：中国党曾经四次吃过斯大林的亏，第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第二次是王明右倾路线；第三次是战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不让中国革命；第四次是怀疑我是半个铁托。他还说，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所以，“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