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书记的感受

而随着机制的调整，另一种担忧也出现。

浙江省委党校一位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以前，常委和副书记，副书记和书记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相互间的交流仍能畅通。副书记职数减少后，常委、副书记和书记之间拉开了距离。

这位教授认为，在“一正二副”模式下，身为“一把手”的党委书记对常委的晋升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一旦失去合理制衡，书记可能会越过两位副书记直接对常委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党委书记权力更大更集中的局面。

“这确实很值得研究。”郭亚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按要求，换届后，常委班子可设一名专职副书记。可是“专职副书记”的责任界限，中央文件里只有一句话，“可协助书记处理日常事务，受书记委托负责其他工作”。由于没有更多细则，在实际执行时，专职副书记很难独立开展工作。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浙江金华某县一位留任的专职副书记承认，“减副”前，他分管政法委，职责明确，换届成了专职的党务副书记后，却变得困惑。“好像什么都能管，却什么都管不了。”

“协助书记处理县委日常事务”，这在过去是常委兼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工作职责，如果副书记来管，很容易沦为正职书记的“专职助理”或“大秘”。

而“受书记委托，负责有关工作”，又缺乏明确的职责范围界限。自己能否接受委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记的个人意志甚至是私人关系，随意性增加。

这名副书记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同事眼里，自己成了党政正职之外排名最高的“第三把手”，比降为常委或到人大、政协等机构任职的同事幸运不少，但他却感觉自己的位置有些尴尬。

一个例子是，作为经济发达的著名县级城市，该市书记经常外出，这也给他出了道难题。按规定，书记出差时，作为专职的党务副书记，应代书记处理党务，但他却觉得很难这样走，“担任副书记的市长比我排位靠前，总不能我主持吧?”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广西调研时也发现类似情况，该刊发表的文章称，“在新的分工下，有相当部分的专职副书记成了‘书记助理’，与党委秘书长、县委办主任干的活差不多;有的专职副书记成了‘打杂书记’，什么活都干、什么事都管。从另一方面看，又可以理解为什么事都可管可不管，显得有些尴尬。”

郭亚丁曾接触很多党政官员，他承认，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肯定存在。但他认为，这只是“个别”情况，可以通过“重大问题由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等程序性的配套制度完善。只要对权责清晰界定，在制度上进行规范，问题就应能解决。

副书记们流向哪里

郭亚丁和多位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党委“减副”，直接压缩了县乡两级基层干部升迁的空间，是否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特别是乡镇一级，以从政为职业的人很多，减少副书记，就等于减少了他们的希望。”

已转任县级市政协主席的李杰(化名)完全同意郭的看法。今年1月，他刚刚从副书记任上退居二线。

李杰举例说，按制度规定，如果他坚持不退，一旦升任县委书记，就能成为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属副厅级干部，退休时一般会享受正厅级待遇。而一旦转任县政协主席或人大主任，退休时一般只能享受正处级待遇。

“说实在的，我是真不想退。”李杰说，无论是从政治前途还是退休待遇考虑，他都曾心有不甘，但换届前，上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让我们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这对李杰有所触动，他说，这符合升迁规律，自己毕竟已经52岁了。

和他一样，另一位转任人大主任的副书记，也已超出50岁，已无升迁机会。“我们只能服从组织决定，也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李杰说，县级以上被“减副”后的副书记，往往年龄都已过大，除部分适龄的干部被交流外，大部分或转任人大政协，或直接退休，“减副”工作看起来并不复杂。

但换届后被“减”掉的县镇两级副书记们，往往正是年轻的干部，且都是从相对优秀的干部中选任，在业已饱和的人事下，很难再进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