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你认为目前面临的最大压力来自哪里？

何:有压力才会令自己跑得快。我的压力来自工作，但每一次大压力都可以想到办法解决。比如2001年我接手新濠，当时它是不良资产，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也达不到今天这个地步。后来我用70多亿买赌牌，人家觉得我疯了，当买了赌牌之后呢，我马上就去纳斯达克上市了，变成有史以来亚洲最大的IPO，融资了一百多亿。

南:你觉得自己可以承担多少风险呢？

何:我在投资银行工作过，说实话，我们做这么多事，请这么多员工，前提还是资金。人们虽然设计很多东西出来，但如果资金来源不够，我们也不能做，不会盲目地去追，有可能破产都要去做的事情，我不会这样。

南:澳门博彩业正力图转型为多元化，你如何设想新濠在其中的角色？

何:我们当然是一分子，我们在澳门的投资比永利、加利时还要大，在澳门除了威尼斯之外，就只有我们这一家大型度假村。未来在澳门开张的酒店越来越多，人家都会想酒店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配套，为什么我要来，我总得给他们挑选的理由。

南:在这些改变里，你如何因循华人市场的需求呢？

何:我们希望有国际的经营理念，同时有中国人的特色，这个很重要，如果死板地抄美国、欧洲就不行。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些设计师来自美国，他们不明白君悦酒店1400个房间为什么要分到三间酒店里去，而我的亲身感受是: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作为观光客，虽然我又年轻又健康，但要我走15到20分钟才找到自己的房子，叫一杯咖啡要等45分钟，这是很讨厌的。我宁愿让服务做得细致一点，反而符合东方市场的需要。

我们目前的三个主要项目，新濠天地、新濠锋、摩卡，设计出来就是有高中低三个消费层次，希望每一个层次都做得最好。在低消费方面，摩卡要做得最好；新濠天地是一个综合的度假村，是中高消费；而新濠锋是高消费，要做得最好。

南:你很强调亚洲国家以及华人概念。

何:我在北美被人家排斥过，由小踩到大的。在国外读书，黄种人、中国人，一开始人家都是不看好的。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可以到一个发挥力量的地方，就在大中华和亚洲。

何超琼

何超琼:赌王帝国的守护者

何超琼档案:何鸿燊与二太蓝琼缨所生5个子女中的老大，1962年出生，处女座。毕业于美国加州圣克莱大学。身兼香港信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十多个要职，掌管的公司资产多达上百亿元。2004年，她入选美国《财富》杂志“50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榜”第49位。现离异，前夫为许晋亨。

有记者曾这样赞誉何超琼:白晰的皮肤，美丽的容貌，夺人的气韵，一见面就会让人感到，她是那种因独特的遗传、环境、阅历等因素而排列组合成的人，很不一般。

何超琼是赌王何鸿与二太太蓝琼缨所生的长女，人称“赌后”，澳门米高梅金殿度假式博彩娱乐场董事总经理，也是香港信德集团董事总经理。她出生那年，正是何家控制澳门博彩业长达40年的开端。她曾入选美国《财富》杂志“50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榜”第49位。

26岁时，何超琼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关公司，1995年开始介入家族生意，进入父亲担任主席的香港信德集团出任董事，1999年担任董事总经理。目前她是何氏家族最有成就的成员之一。

这样的评论，在近年并不鲜见:“在众多子女中，何超琼是父亲手把手教出来的，能力很强，而且在商道上摸爬滚打了许多年。尽管何超琼说自己不会直接参与赌场运作，但外界认为她实际上已经成为赌王的接班人，待时机成熟后，便会正式接手赌王江山。”

与“新赌王”何猷龙不同，何超琼自言在金融投资方面的作风更加保守。她说自己没有炒股票，也不会炒楼。在赌王17个子女中，她性格沉稳，做事低调，是最被器重的一个。

2007年，何超琼与国际赌场经营商米高梅公司(MGM MIRAGE)成立合资公司米高梅金殿超濠，并任董事总经理，与何家的大本营澳娱、何猷龙的新濠拥有澳门六张赌牌中的三张。

与何氏家族姐妹一样，何超琼容貌秀丽，更曾经在娱乐圈发展，初出道时与陈百强合作音乐专缉。而刚迎娶大美人李嘉欣的香港商人许晋亨，是何超琼的前夫—1991年的“世纪婚礼”连开了三天。

许晋亨诽闻甚多，先后与包括刘嘉玲、陈法蓉等人有染，但经历多年风雨的女强人何超琼，如今也已炼成了豁达面对的功夫，早前有记者问她是否考虑向许晋亨“借种生子”，她也笑说可以考虑。不过，对于心直口快的赌王来说，许晋亨一直是他“不懂得欣赏”的男士，甚至直斥他是“垃圾”。整理许十文

企业继承的顺产与剖腹产

何鸿燊在助手的搀扶下走下赌场的楼梯。这位87岁的赌王需要选择谁是自己千亿家产的继承人

任何一种企业行为都有其理性考量存在，都有相应的决策力量与机制、团队来保障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生命体的延续，不同的继承法无非像顺产与剖腹产的区别一样，各有利弊。文河伯

每当商界豪杰枭雄病重弥留之际，我们似乎就习惯性地绷紧神经，因为数不清楚位数的遗产，终于要有个交代。当然，以豪门恩怨的逻辑来看，此时不仅有遗产浮出水面的盛景，亦有八卦浮出水面的妙景，而八卦也往往与遗产相关。

华人富豪的去世，尤其如此。原因毋需赘述，无非是屡次提到的华人讳忌早立遗嘱、华人企业家族制色彩浓郁，情理不分等等。

如果纯粹以西方法律传统的视角来看，华人遗产继承确实搞得太过复杂与悬疑，而通过法律层面的继承法与个人层面完备的律师服务，西方企业家相比之下能够更清晰更方便地处置自己的财富继承，譬如被人广泛传诵的盖茨和巴菲特。

而华人的最新反面例证，则来自于赌王何鸿燊，且以王永庆、龚如心的遗产大战为背景。今年7月，病重入院后，好事者就为他计算出有百亿财富可供继承，但有四房妻室十七子女，以及像王永庆遗产案、龚如心遗产案那样，天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私生子或神秘外姓客，可参与继承。

不过，以上引述的分析评论方法，未免有八卦与不负责任的嫌疑。与此相伴的问题是，“好的”继承制度是不是就像剖腹产那样，精确而可靠？

这个世界只有好的继承与不好的继承，或者两种或多种继承方法，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西式或东方继承，欧莱雅的女继承人也爆出将大额遗产赠与摄影师的事件，而遗产的悬疑结局与白热化争夺，从来并且会一直存在下去。特别是针对巨额遗产的分割，律师的存在非但不是一种屏障，反而是一种助推作用，毕竟律师是要收取佣金的。

其次，我们要区分财产继承与企业控制权的更迭。以何鸿燊为例，数据显示，个人财产百亿计的他，其旗下企业实际控制的资产达到数千亿。个人财富的传承，无非是一种小范围的再分配，其结果也会局限在家庭内部的维持、发展或挥霍，反面教材譬如变卖祖产的八旗子弟们。

固然，将财富视为终将回归社会是一种旷达的道德或者一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但财富本身毕竟为现时的社会体制所推崇，以最宝贵的东西馈赠关系最密切的妻女子嗣密友，似乎也无可厚非。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相比财富传承的人情味，企业控制权更迭的不同之处，是因为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诸方面要素与利益的载体，企业的动荡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影响，家族内部的财富分割，可以作为八卦在茶余饭后消费掉，家族企业的前程则要影响到很多人有茶有饭的生活。

最后，回到家族企业这个概念。麦肯锡的调查数据表明，少有家族企业可以在几十年内持续发展、顺利传递，但就此质疑华人企业家的承继，似乎并不成立。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家族化的企业管理权传承，远比现代企业制度时间久远，自然经受历史考验更多，且不说为人津津乐道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蕴含巨大道德隐患，职业经理人亦不可保障企业可以在大的时代动荡中基业长青。

还需要考虑到的是，这个数据本来表达的就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与家族企业的杂糅，而不是讨伐家族制本身或者若干败家子。就像现时很多家族创制的企业，其实际控制权已经不在家族手中一样。

具体到赌王的个案，如果稍作分析，似乎我们也不必太过担心。赌王三代叱咤港澳商界风云，从资助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香港首富何东爵士、到其弟何福(何鸿燊的祖父，亦为华商五杰)，何氏家族很少离开商界的顶尖位置。

不仅如此，他们也多有子嗣，如何东有十一子女，何福和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皆为十三子女，如此也是与何鸿燊的十七子女在一个数量级上，后代人数众多看来并没有影响家族产业的兴盛。而家族中最大的一次风波动荡，并不是发生在财富与财权的继承上，而是源于何鸿燊的叔叔何世亮一次股票投机失败行为，这令两个兄弟自杀身亡，何鸿燊的父亲亦逃亡越南。

何鸿燊10元港币独闯澳门的传奇，无非是为了光宗耀祖的志向与反哺母亲的孝道，相比职业经理人的制度，这种道德与情感维系，很难说不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各路富豪遗产继承分割的热衷，除了“目睹”财富转移所达成的虚拟体验与八卦心理外，也能从中获取一种传承的感受，毕竟我们相信代际间传承的不仅仅是遗产，比如“虎父无犬子”的认知。香港著名作家、资深音乐人黄如此评价赌王:“他的风度，连我这个没有什么同性恋倾向的男士也被迷倒。”我们似乎默许这样出色的人物，是可以将优质的基因更广泛、更有效地进行传承的。就像前几年我们热衷于讨论成吉思汗如今有几亿后裔一样。

就此，长期被诟病为压迫妇女的妻妾制度，其实更主要是为了满足继承权与选拔合适家庭继承者的问题。无可否认，财富催生了风流，而这背后其实也有制度性考虑。

当然在赌王个案中，何家是女人主事，妻女多在商界、娱乐界表现卓越。比如四太就进入了赌场这一核心产业，且是通过了承包制的考验，因为即便是赌王安排的人，达不到经营指标，照样要“下岗”。换言之，对于那些精力充沛、眼界广阔的企业家来说，他们会有意从家族中选拔合适的继任者，而且即便是家族企业，亦有元老组成的各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措施。

社会资源对于个人奋斗的价值也不容否认，甚至是核心资源，而这样的资源更容易在家族内部流动。如何鸿燊独闯澳门的豪情背后，其实也是得到一位叔公的举荐。

可见，家族本来与制度是不冲突的，家族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中最长久、最坚实的一种制度吗？维护家族后代权益与保障基业长青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隔阂，问题在于如何进行更顺畅的制度设计，无论如何，它们都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如果在这篇短文中我们需要有什么结论性的意见的话，那就是任何一种企业行为都是有其理性考量存在的，都有相应的决策力量与机制、团队来保障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生命体的延续，不同的继承法无非像顺产与剖腹产的区别一样，各有利弊。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