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人事部、公安部再次下发通知，要求在解决“特殊人才”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时，不受年龄、分居时间和户口指标的限制及时解决，同时强调特大城市仍需在严格控制的基础上缓解。这几项户籍改革方案把社会性移民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体现了关照人权人情的基本原则。这标志着我国今后的户籍管理将与国际逐步接轨。

五、“蓝印户口”的范围推广到上海等一批大城市。90年代以来，各地政府在吸引钱（投资）和才（人才）的流动方面，出台了许多措施，对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居住、迁徙，实行宽松、优惠的政策。上海、深圳、广州、厦门、海南等一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也比较早地实行了“蓝印户口”。以上海市1994年2月施行《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为例，在上海投资人民币100万元（或美元20万元）及以上、或购买一定面积的商品房、或在上海有固定住所及合法稳定工作者均可申请上海市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一定期限后可转为常住户口。其他地区的规定大同小异。这说明，人的身分限制逐渐被市场因素取代，资产、技术、住房和正常稳定的收入，已成为户口迁徙的主体要件。其政策实质是可以用钱来填平城乡鸿沟了（技术也是一种能创造钱的资本）。

以上的户籍改革措施，都是围绕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的渐进改革，其方向是人口的公平、有序、自由流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改革开放20年，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至20％。而且随着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大，我国就业结构的转换还有相当大的空间。目前我国农村约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随时准备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部门。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城市化进程。1978年到2000年，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20312个，市镇总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4.5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9％提高到36.1％。

户籍改革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保障公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与沿革，是与现代化发展战略紧密联系的。由于户籍制度是一项具有综合性质的制度，改革必须以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为前提，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步剥离其他各项附加制度，渐次消除户口的物质化因素，恢复其本来的人口统计管理功能。这是一个在逐渐弥合二元社会结构差别中分步渐进完成的过程。

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规定:全国所有的镇和县级市市区，取消“农转非”指标，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凡在当地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城镇常住户口。这标志着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当前，全国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的工作正在积极稳步地进行，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方面已有重大进展。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全面推开，基本到位。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也相继采取了大的动作，有了一些实质性的突破，并由此推动了城市就业、就学、劳动力与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具有积极的制度创新的效益。

本文摘自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

原题为《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形成与沿革的宏观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