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官僚集产”

基于大革命后中共退向农村、党员主要来自农民以及1937年后放弃阶级斗争政策的事实，托派基本认为中共是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而托洛茨基认为，在目前这个时代，在落后国家中，不要说为了走向社会主义，就是为要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党的领导之下，实行彻底革命，才有可能。如此则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

但不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确实取得了政权，托派对此作何解释？答案很多。王凡西回答如下：第一，中共不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政党。事实很清清楚楚，无论就斗争规模、就它所发挥的力量，就它带来的成果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动摇旧制度的那种决心来说，中国革命都决非小资产阶级政党所能领导的；第二，中共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从革命路线的一贯性，从领导者对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者所采取的态度来看，中共都决非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的政党。第三，中共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阶级。王称之为是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这个阶级之所以出现，乃是世界革命的连串失败与资本主义制度过度成熟的结果。“因此它们是反动的，但是强大的。它们与小资产阶级不同，不仅具有推翻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且还有实行社会变革的力量，同时它们又与无产阶级不同，这个新阶级不能使这些变革遵循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充其量只能建立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或官僚集产主义的政制。”（王凡西，1980：298）

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不是产业工人阶级是公认的事实，但王凡西认为中共代表的是“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却不正确。一般的理解，中共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武装了农民大军，由此获得的成功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区分共产革命与传统农民起义，比如组织农民的是什么人？首先被动员起来的又是什么样的农民？由此，城市边缘知识分子和农村中的“游民”在革命中的位置就突显出来了。

但“官僚集产”这个概念也不是全无用处。郑超麟晚年在评说斯大林主义时，认为：“俄国革命不是失败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复辟，也不是失败于帝国主义的侵入，而是失败于革命政权内部的变质。”“革命的干部逐渐变质，于是越出无产阶级‘官僚’的范围，而成为一个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我称之为‘干部阶级’，但按其在社会生产上的地位来看，我们应当说，它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靳树鹏：1999）这与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有点相似，后来被认为是极左。

14、斯大林主义

托派与斯大林为敌，中国托派最反对的也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理人王明等人。在反对王明等人上，托派与毛泽东并无二致。但王凡西认为，毛虽然不属于斯大林的嫡系，却仍是一个顽强的斯大林主义者。历史与社会的因素是：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中国经济，长期所处的农业环境，以及它始终从事的军事斗争，世界革命的退潮和苏联不断加深的堕落。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是：

以民族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以策略性的阶级调和代替了战略性的阶级斗争；以官僚独裁代替了劳动群众的民主。至于在具体的表现上，则为在党和政府组织中，一切自下而上的创意被取消和压制，实行自上而下的专断性的命令，疯狂的个人崇拜厉行等级特权，以特务管制思想，用冤狱清除异已，党内不许有派，党外不许有党。（王凡西，1980：314）

托派以为这也是毛的特征。尽管中共的胜利是由于它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和控制，但是从中共对联共反斯大林运动的反响，从它对匈牙利革命的态度来看，中共领导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执着，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固得多。它非但不是促成斯大林主义崩溃的一个积极因素，倒反而是这个丑恶主义的一个坚强堡垒。（王凡西，1980：315）

斯大林问题揭开之后，确实是毛泽东以“三七开”的方式保护过关的。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披露了斯大林的部分罪恶，由于此举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巨大反响，1956年年底苏共开始缓和对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毕竟不得人心，且苏联的改革必须搬倒这块拦脚石，所以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加大了批斯力度，并将其灵柩迁出列宁墓。在此几年间，毛泽东正加大个人崇拜的力度，当然反对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并把波匈事件等归之于“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出任斯大林的继承者和保护者。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对苏共新领导人抱有希望。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向苏共提出两条建议，其中之一是：“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政治路线是赫鲁晓夫一手制定的，我党建议现在是否对此作出适当的修改”，但“勃列日涅夫坚持二十大以来的路线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制定的，是苏共中央集体共同制定的正确路线，中国党提出要苏共修改它二十大以来的路线，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刘晓，1986：142）可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苏共领导也不愿以斯大林自居。毛泽东认为苏联改革是修正主义，随着中苏日益加剧的分歧，他越来越维护斯大林、越来越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因此没有对斯大林的独裁专制进行认真反省，苏联体制、斯大林主义在中国造成恶劣影响。不但延缓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也使80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革举步维艰。毛泽东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迄今仍未得到充分评估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托派理论总体上极左，但一些议论可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