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问题与走后门:中共早期革命者现实生活
2009年12月21日 15:17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11、二王

托派的观点一直受到严厉批判,但在一些历史问题上,他们的说法有时又受到高度重视。温济泽回忆:1982年,“我得知中宣部的决定后,不清楚王实味的问题为什么没能解决。就到中组部审干局询问,他们告诉我,他们看到境外的托派分子王凡西1980年11月出版的《双山回忆录》,其中这样说:‘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就是‘五人反党集团’中四个人得到平反,而王实味问题未能解决的原因。”(温济泽,1999:152)

王凡西的这句话印在《双山回忆录》的第279页,就因为他在括号内加的这个“例如”,给王实味的平反造成很大障碍。不知是巧合还是得知此事,1985年王在香港《九十年代》上发表《谈王实味和“王实味问题”》一文,明确指出王虽然思想上受过托派影响,但始终没有参加托派组织。此后,王实味的平反工作得以加快。这是托派成员做的一件好事。不过,又不能过高估计王凡西后一篇文章的作用。他的证词究竟有多大作用取决于党是否想为王实味平反。如果是1942年或平反冤假错案之前,任王凡西写多少文章,也没人听得进去。所以,证据是一回事,用不用证据是另一回事。潘汉年案发后,李在农在给中央的一份材料中,“明确提出了五条反证材料,对案件加以质疑,请中央予以考虑,慎重考虑。”但毫无效果,潘照样被判刑。20年后,中央准备为潘平反,“正是从他所提供的反证材料入手,从而最终纠正了这一错案。”(尹骐,1996:361)同样,“文革”中,有人要王的托派同志郑超麟揭发刘少奇在1927年“七一五”之前就被逮捕而叛变,郑回答说:“据我所知,七一五分共以前武汉并未捕人。”要打倒刘少奇时,此一证词没人当回事,但为刘平反时,郑的话就成为刘不是叛徒的证据之一。(郑超麟,2004下:385)另一个相反的例证是,军统特务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翻译,还诽谤白杨、童芷苓等人,尽管不是事实,但还是对这些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影响。

12、党内民主

一般认为,托派是反民主的极左分子,对现代民主政治没什么可取。但作为党内的反对派,它却一直要求党内民主。应当说,党内民主问题,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从考茨基、卢森堡到蔡和森、陈独秀,都曾尖锐提出过。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革命党,当然应当有“铁的团结”、“钢的意志”。

可是事实上,将成百上千百、或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人组织在一个团体之内,要想没有不同意见发生是不可能的;有了不同意见,要想没有相互对立的派别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同意见的派系发生为不可避免,而任何一个团体的力量却在于其行动上的一致;那么其间的矛盾将如何解决?早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就为此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便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则容许少数的合法存在。此原则应用于一党之内为多少数派;应用于各党之间就是在朝党和反对党。资产阶级与主的此一方式,并非某一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者发明出来欺骗民众,而是18世纪以来各个革命阶级用鲜血斗争换得的。(王凡西,1980:266)

托派认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容许少数派的合法存在的,托派就是要坚持这一点。作为苏共党内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它一开始并没有从共产党内分裂出去、另行组党的计划。中国的托派曾在莫斯科约定:“回国后必须留在党内,要做成最好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在实际革命的忠诚勇敢上获得了同志们的信仰,才有资格来坚持正确的革命主张。”“我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中的一派自居,我们的目的是改正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错误。”(王凡西,1980:102─103)当中共发现王凡西是托派,周恩来找他谈话时,王表示,过去一年的工作已经证明:“我并不曾因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在工作中违反多数的决定;我要保留自己的异见,愿意继续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下为革命服务;因此我希望党也应遵照列宁的组织原则,容许我依旧工作。”(王凡西,1980:142─143)但斯大林不是列宁,他强化了党内独裁:

从此党内分派有罪,更进而保持不同意见者(即不同意总书记意见者)有罪。处罪之法,始则假手党纪,继则借助司法,终至以总书记直辖的特务部队来做"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维护人,一切犯此"天条"者杀无赦。……这样的原则在已取得政权的国家内,会造成冤狱、流血和反动。在未得势的政党内,会造成无穷尽的纠纷与分裂。(王凡西,1980:267)

不要说党内民主,连党代会也多年未开,“从1939年起,中央委员会作为制定决策的机构已经好几年没开会了。斯大林是绕过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一切的。”(刘晓,1986:2)

从延安的“抢救”到“文革”时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民主发扬不够。斯大林13年没有开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从“八大”到“九大”也是13年;而在绕过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一切方面,毛泽东更是炉火纯清:“文革”期间他干脆让自己的妻子和秘书组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径直取代政治局。需要指出的是,托派其实也没有解决好内部民主问题,不但派中有派,而且矛盾激烈,一部中国托派史,差不多就是小集团的内部争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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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世联   编辑: 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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