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真想不顾一切跳下车去。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列车越来越快了，奔驰飞出了车站。她那纤弱细小的身影，在我充满泪珠的眼眶中，渐渐地模糊到完全消失了

不久我得知，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来北京找了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史良，史良给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打了招呼，学校就批准林昭回了上海养病。

我坐火车到了甘肃与新疆交界处尾亚，又转汽车坐了3天到了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的第二天就是1959年的国庆节。到了新疆将我分到了在焉耆的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在焉耆招待所我听到很多从农场跑出来的人说，农场里苦得不得了。我听到这个话害怕了！我掉头回了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卖掉了我过冬的棉衣和行李，又坐汽车回到了尾亚，再坐火车回到了上海。

我住在大哥家里。有一天我到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去找林昭。她住在二楼一间房里，当时她母亲和她妹妹都在，但她母亲对我很冷淡。坦率地说，她母亲对我们的恋爱是不同意的，原因就是她不能让右派的女儿再嫁一个右派分子。

那些日子林昭每天都陪我在上海的外滩逛马路，转黄浦公园，我们坐在椅子上交谈，星期天我们还去上海乌鲁木齐教堂做了礼拜。然而上海之大，却没有我甘粹的立锥之地，这样我只有再回新疆。在上海呆了一个星期后，我大哥给我置办了行李，我就又回到了新疆。

与林昭分别之后

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是塔里木河边上的一个劳改农场，我去后将我分到了管制队，这里面全是被监督劳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我们每天被用枪押着劳动。我们当时干最脏最累的活，每天从天不亮上工，一直干到月亮出来才收工。这里10天一个大礼拜休息一天，在这一天中还要搞义务劳动，到戈壁滩上去挖柴禾或挖甘草，只有五一、国庆节才有个整天休息的时候。 我刚去时还可吃到46斤定量，可是后来就减到了18斤，但三扣两扣根本吃不到18斤了，出工后我们就去挖野菜吃。三年灾害时我们管制队饿死了很多人，有两三百人。那时的人们，先浮肿然后引发其他病死去，有些队差不多全部死光了。但队长和炊事员不会死。我没有饿死多亏了我的哥哥和妹妹。我哥哥那时在上海，给我寄来水果、糖和饼干；我妹妹那时在云南，还给我寄过猪肉，但我收到后没有走到宿舍就给吃完了。后来我哥哥和妹妹两三个月给我寄一次全国粮票，这样我用全国粮票每天可以多吃一个馒头。

我在这些日子里，每到星期天就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申诉书，说我的右派是冤枉的。并且每个星期至少给林昭写一封信，但到了1960年就没有她的音讯了。我给她妈妈和妹妹写信也不回信，现在才知她是在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右派师生办的地下刊物《星火》上写文章被逮捕了。

后来我们连队有个上海学生去上海探亲，我就托他到茂名南路159弄11号去打听林昭的消息，这个上海学生再没有回来，但他给我回信说，林昭病重住院一时出不来。此信我是看懂的，她凶多吉少可能被逮捕了。

1968年5月1日，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林昭穿着白衣，戴着白孝，扶着棺材朝我走来。我当时很奇怪，林昭的面容怎么那么清晰，她好像要告诉我什么。我就去问一个和我一同改造的四川峨眉山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是因为在统购统销时给他母亲买了五斗谷子，被抓住判了刑，刑期满后留场的。老和尚说，人的梦是反的，林昭结婚了。我听后非常伤心，后来才知林昭是1968年4月29日被枪毙了，她是来给我道别的。

我和杨运冲在1969年3月17日从农场逃跑了。我们事先做了准备，买了一斤饼干、一斤伊拉克蜜枣，那天收工后我们躲在沙包后面，等到天黑跑的。当时警卫管教追我们时，实际上我们就在他们跟前。我们为了不被渴死，一直沿着塔里木河走，戈壁滩上每隔5公里有一个地质测绘用的三角架，我们就顺着三角架走了50公里到了尉犁县城，在县城里吃了点东西，休息到天黑又从尉犁县到了库尔勒。在库尔勒我们看见了追我们来的警卫，但警卫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从库尔勒坐上汽车到了焉耆，然后从焉耆到了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住在国务院招待所进行上访。这里的程序是登记、排队，然后约你。我告状说，我于1968年以前已经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是还一直将我关押在劳改队里。但给我的答复是，让当地解决。他们给了我一张火车票。可当地能解决我的问题吗？于是我就在乌鲁木齐当了盲流，以照相为生。

我买了个假证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工农兵照相馆”，到农村照相挣钱。我照一张相收一元钱，别人一个胶卷照16张，我能照17、18张。刚开始还提心吊胆，后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我照到了国防公路边上，主要在内心想探一下这里的虚实，准备逃到苏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