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全盘否定

晚年毛泽东的“左”错误发展到了极端，导致他错误地发动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

被毛泽东称为“政治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是这场“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是中国传统旧思想、旧文化的主要代表者。所以“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主题，此期间毛泽东对孔夫子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针对西方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

“文革”初期的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斗“走资派”、“夺权”上，无暇顾及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此后，虽然有的文章也提到批孔，甚至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成是宣扬孔孟之道的“黑修养”而加以批判，但批孔并未成气候。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自我爆炸，“折戟沉沙”于异国荒漠之中。从事后查获的材料看，林彪一伙竭力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的精神武器，林彪甚至手书孔子“克己复礼”一语，挂在卧室中。毛泽东据此认为，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是尊儒反法的。所以决定在“批林”的同时“批孔”。

急于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江青在一次“批孔”会上的讲话中大肆宣扬:1973年5月，她去看毛主席，见毛主席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主席说，我目的是为了批判用。毛主席还给她念了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崇孔，而且是反法的。

8月3日，毛泽东读了杨荣国《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后，批示“杨文颇好”。

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让江青记下了他写的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在“批孔”运动中广为流传。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一个材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搞的。两校大批判组从林彪一伙的笔记、手书题词、摘录的卡片及公开的言论中选摘出涉及孔孟或类似孔孟语言的材料，并与孔孟之道相对照。毛泽东意在通过这个材料，通过“批孔”，进一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思想根源、极右实质以及批判社会上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后，全国立即出现了“批林批孔”的高潮。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孔”运动，被野心勃勃的江青所利用，她影射此时身患重症的周恩来为“现代大儒”，试图把批判的锋芒引向周恩来，但被毛泽东所制止。

“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要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这并没有错。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还广泛存在着。但他没有具体地去研究究竟孔子的哪些影响阻碍现代中国的进步。他激烈批孔，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身上就有孔子的某些消极影响，如欣赏个人崇拜、家长制，过分夸大道德精神的作用，等等。并且，他只看到孔子对现代的消极一面，没有注意到孔子对现代中国也存在积极的一面。这显然也是一种片面性。

总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全盘否定孔子。当然，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