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做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毛泽东又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
1943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一封信上批写道: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并且明确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毛泽东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李讷,“讷”、“敏”二字,其实来自于《论语·里仁》中记载的孔子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化孔夫子的名言而为爱女的名字,不也正是表明毛泽东对孔子的肯定和欣赏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同建国前大体相同。
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不过,第二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与此相反的话: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哲学谈话中说: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有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接着在谈到《诗经》时,他又称赞了孔子,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直接引入《论语》中的原句而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借以抒发时光在流逝,社会在进步,应奋发跃进的豪情壮志。当然,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孔夫子其人其语的赏识之情。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时,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其中说到孔子。他说:
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也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他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个二等圣人,他死时才三十二岁。
这番谈话对孔夫子的肯定之情溢于言表。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谈到“有实无名”问题时说: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太灵了。到了唐朝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教育问题时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对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在谈话中,他还以赞赏的口气讲了孔子的经历,说明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他认为,孔子这个人爱说老实话,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当然在谈话中,他又一次指出孔子办教育不重视生产劳动的缺点,提出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补足。总之,在入党之后和“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是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孔子的,即对孔夫子一分为二,也就是毛泽东常主张的“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一方面批判孔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德论上的错误、过时的东西,反对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则又肯定孔夫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吸收和改造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精华”,丰富和补充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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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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