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和传统思想的双重影响，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的学问，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学”可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可见，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的途径无不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毛泽东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既吸取了西方现代的新思想，又改造继承了中国古代孔子的知(智)、仁、勇的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一生。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也颇受孔子的影响。孔子主张“博学于文”，毛泽东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之所宜遵循”的。他反对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张“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循“博学于文”的学习之道，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

《论语·雍也》中记载了孔子赞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青年毛泽东对颜回也推崇备至，在着述中多次提及。受颜回的影响，毛泽东“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他曾设想，“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即北宋名臣范仲淹)之画粥”，办一所自修学校。在生活上，毛泽东主张节俭，反对奢侈，甚至不屑与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从毛泽东早期文稿看，在表面上，国学似乎占主导地位，因为文稿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然而从思想实质来讲，占主导地位的是民主主义思想。青年毛泽东的装束是长衫布鞋，一身“国装”，而非时髦的西服革履，但支配他行动的却非国学，而是西学。孔门主张三纲五常，毛泽东主张个性解放，说:“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形成了“性不受束缚”的鲜明个性。孔子主张中庸，毛泽东主张抵抗、斗争，“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所以，孔子思想虽然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能很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

中期“一分为二”

毛泽东对孔夫子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后。

1918年8月，毛泽东因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而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一名助理员。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西方思潮在校园竞相传播。毛泽东在李大钊指导下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尽量了解各种学说。从长沙到北京，毛泽东又一次开拓了视野，他自己说“思想起来越激进”。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以“打倒孔家店”为主题之一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全力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再也无暇去读经、史、子、集。

1919年7月，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为等人“尊孔”丑行的短评，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标志着在他思想中孔子的权威已开始动摇。

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来，湖南省虽然在政治上排满，但在思想上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孔子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而今则到了一改旧观的时候了。在论到学会章程中“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时，毛泽东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主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的笔下再很难见到赞赏孔子的话了，也很少见到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语录。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已完全从青年毛泽东的视野中抹去了。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中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问题之一。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的“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赴京。次年4月，毛泽东在离京去上海的途中，曾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