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6日，天气格外寒冷。正在家中的王光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称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截肢，怎么办，需要王光美想办法。王光美接到这个电话后，十分着急，因为家里的电话是保密的，只有刘平平本人才会知道号码。因此，王光美没有多想，就信以为真。她急忙把这一情况告诉刘少奇，说自己要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女儿受了重伤，心里也十分着急，要和王光美一起去医院。王光美劝刘少奇不要去，刘少奇坚持要去。二人乘上车，一起直奔医院。可是没有想到，他们一到医院，就发现刘平平根本没有受伤，是蒯大富领着一些红卫兵在那里等着他们。等刘少奇和王光美发现上当，为时已晚，他们已经被红卫兵团团围住，走不了了。

蒯大富也没有想到刘少奇会和王光美一起来。当他看到刘少奇走进医院的那一刻，他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刘少奇这个最大的修正主义头子落入了他们手中，他们可以当面质问刘少奇了；担心的是，刘少奇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手下人伤了刘少奇，他也交待不了。出于这种想法，他立即命令他手下的红卫兵骨干把刘少奇围了起来。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刘少奇十分镇静。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红卫兵，一言不发。王光美则大声责问蒯大富等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快，中央派人把刘少奇解救回中南海，但王光美却被蒯大富等人扣住了。

蒯大富命令手下的人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在一间房子里单独围斗她。王光美义正词严地斥责“井冈山兵团”。对于蒯大富组织的红卫兵对刘少奇的恶毒攻击，王光美坚决地予以反驳，对他们对自己的攻击也进行了驳斥，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气节，也保守了党的机密。蒯大富见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气极败坏，他把王光美长期扣押了下来，并不断地对王光美进行人格侮辱和批斗，每次批斗会后，蒯大富都通过他掌握的红卫兵小报，把批斗王光美的情况公布。由于王光美的身份特殊，是刘少奇的夫人，蒯大富此举吸引了全国红卫兵和各种造反组织的眼球，蒯大富和他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真正是在翻江倒海，引领了当时红卫兵的“斗争方向”。但是，王光美始终坚持原则，与蒯大富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蒯大富想进一步折磨王光美，便于1967年4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万人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这次大会由蒯大富亲自主持。那一天，穿着一身旧军装的蒯大富，精神十足地登上会场主席台，大声宣布着王光美的所谓“罪行”，组织红卫兵一一上台发言，斗争王光美。会后，他控制的红卫兵小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记录这次批斗大会的情况，还用歪曲事实的手法，污蔑王光美。这次批判王光美大会，让蒯大富出尽了风头。

后来一段时间里，蒯大富经常把“智擒王光美”当作自己人生中的得意一笔，没有想到，当“文革”结束，刘少奇冤案平反之后，他导演的这出闹剧，成了他人生中一个耻辱的黑点。

在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中

当历史步入1968年，在蒯大富出尽风头之时，清华大学另一派红卫兵组织正在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个红卫兵组织也想要控制清华大学，因此，必然会和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发生矛盾。

一开始，两派组织之间还只是辩论。辩论中，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辩论双方都是年轻人，火气大，辩论中难免出现语言上的冲突，语言上的冲突又导致肢体冲突，直到大打出手。一开始，还是两派中几个人相互厮打，是小规模的冲突，但发展下来，冲突就越来越大了。你回去叫几个人来，我也回去叫几个人来，参加厮打的人越来越多，直到发展为大规模的武斗。

蒯大富一开始还约束自己手下人要“讲理”，要“忍让”，后来，他见对方势力越来越大，心中着急。这时，他听到了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江青这个讲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用“文”的办法，去和修正主义斗争，但是，在斗争时，对方不服，用武力来打我，我怎么办？那就要用武力自卫。听了江青这个讲话，蒯大富心中有了底。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些和自己对立的人，是想争夺清华大学红卫兵的领导权，想代替自己来左右清华大学的局势，对此，他岂能甘心？他决心把这股和自己争夺清华大学领导权的势力打压下去。他找到“井冈山兵团”的几个骨干商议之后，决定全兵团出动，给对方一些颜色看看。1968年5月，蒯大富组建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

行动时间定在5月29日。这一天，两派学生组织之间又发生了冲突，已经有了准备的“井冈山兵团”立即全员出动，他们手拿木棍、铁棍和其他一些劳动工具，从各个学生宿舍楼里冲了出来，一下子就把对方数百人包围起来，一顿乱打，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有一些人求饶了，一些人则跑回去叫救兵。不一会儿，对方组织起一千多人，反扑过来。在楼顶上观察“战局”的蒯大富见对方主力出动了，一声令下，按他预先的布置，埋伏在各楼口高处的“井冈山兵团”的人，手拿石块、砖头，向对方狠狠砸去，把对方许多人打成重伤，对方急忙把自己受重伤的人抬回去。一千多人在抬伤员的过程中，被从四周楼内冲出的“井冈山兵团”的人分割包围，遭到一顿暴打，直打得许多人求饶，一些人则狼狈地跑了回去。这一仗，以“井冈山兵团”大获全胜而结束。蒯大富是这场武斗的指挥者。

但是，对方并不服输，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决心和“井冈山兵团”大打一场。不久，在清华大学就又发生了一场恶战。这场恶战发生在30日凌晨，天还没有亮，蒯大富就下令攻击反对蒯大富的学生组织， 对方也不示弱，对“井冈山兵团”进行反击。这场恶战，由于双方出动的人员很多，加上双方都有准备，所以，打得十分激烈。武斗双方都手执棍棒，从天明一直打到天黑，双方都有死伤。此次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余万元。清华的武斗同时也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

蒯大富见自己方面也有死伤，手下的人也杀红了眼，就下命令，到学校大楼去，抢先把训练民兵用的武器拿到手，但对方也是这个想法，双方在抢学校大楼武器库时，又是一场厮杀。结果，由于“井冈山兵团”去的人多，抢到的武器比对方也多一些。

接着，双方便展开了有武器的武斗。他们各自占领了一部分学生大楼，把门窗都堵起来，不时地用武器射击对方。蒯大富还组织“井冈山兵团”的人，组成突击队，数次强攻对方所占领的大楼，经过几次强攻，把对方所占领的大楼中的多数攻打了下来，由“井冈山兵团”占领，只有两座大楼还在对方手中，对方的“司令部”也设在那里。蒯大富决定再仔细筹划，组织力量，一举把这两座大楼拿下。让蒯大富没有想到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私欲膨胀的他指挥的这场武斗，使他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