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商场老板

被开除团籍

蒯大富开始在支持他的学生中串连，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工作组。不久，蒯大富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更是于1966年6月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他们认为，工作组和校党委一样，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实际上是和学校党委一个鼻孔出气的，现在必须炮轰工作组，赶走工作组。他们开始给工作组贴大字报了。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工作组支持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脱离群众，工作组也是修正主义代表等。他们还于1966年6月21日喊出了“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十分明显，蒯大富等人的最终目的，是想赶走工作组。要知道，蒯大富等人给工作组扣上的这些政治帽子，在当年是不小的；他们驱赶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政治事件。因此，工作组也十分重视。经过仔细研究后，工作组决定对带头驱赶工作组的少数学生头目进行批评教育。

蒯大富很快就被叫到设在学校党委办公楼的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的领导人十分严肃地指出了蒯大富最近反工作组的行为后，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要求他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再继续与工作组作对。谈话一开始蒯大富还静心听着，但听着听着，他就不耐烦了，向工作组负责人表示，他们的行动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学校党委确实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工作组支持校党委，也是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是在为学校的修正主义分子打“保护伞”，自己及与自己观点一致者，是革命学生，工作组向他们施压，是压制学生，不让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蒯大富能言善辩，竟然与工作组负责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了起来。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这次谈话以极不愉快的结果而结束。

蒯大富和工作组的对立公开化了。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蒯大富用绝食的方法以示抗议。他还曾跑到清华火车站，用卧轨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

工作组并未因蒯大富绝食而退让。他们先召开了团组织领导干部会议，在研究了蒯大富等人的情况后，决定先由团干部找蒯大富谈话，然后再开团组织会议，帮助蒯大富。团干部们也是年轻人，说话比工作组负责人直白，和蒯大富一见面，就把谈话意图交代清楚了，然后，直截了当地对蒯大富进行批评，并且要求蒯大富服从团组织的意见，收敛自己的行动，不要再干驱赶工作组那样的事情。蒯大富根本没有把学校团干部们放在眼里，论口才，论知识，蒯大富觉得自己比这些团干部们要高明得多，于是，蒯大富不但根本不听学校团干部的话，反而给他们上起了政治课，给他们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讲青年人应该与“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应该当革命先锋等。蒯大富还反过来争取团干部，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和自己这些人站在一起。这样的谈话，自然也是以不愉快的结果而告结束。在此情况下，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校党委共同研究，由校共青团组织来解决蒯大富等人的闹事问题。

1966年6月末的一天，在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参与下，蒯大富所在班级的团支部召开全体会议，他们讨论了蒯大富近日的行为，对蒯大富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上，蒯大富毫不退让，与批评他的人辩论。他口若悬河，一会儿谈起当前的政治形势，一会儿谈起修正主义问题，一会儿又谈起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中心意思是: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没有错。他还在会上做参加会议的团员的工作，要求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会议开到这里，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蒯大富，只好动用组织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蒯大富还能不能留在团组织里的问题。表决结果，班级团支部的团员中，多数同意开除蒯大富的团籍。决议很快就做出来了。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蒯大富的意料。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向往团组织，向往党组织，也拼命学习，拼命表现，好不容易加入了共青团，以为自己前程无量，没有想到，却被开除了团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被开除团籍，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失足，意味着今后自己再也不会受到重用了。他当场在会上提出抗议，他表示仍然要和工作组斗争到底，即便被关押也不怕。为了防止意外，驻校工作组决定单独关押蒯大富一段时间。从蒯大富被关押到后来放出来，一共是1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