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被批斗的场面

进入清华大学读书

1963年，蒯大富高中毕业，当年即参加高考。他报的是清华大学。1963年9月，邮递员给蒯家送来了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他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了。

被清华大学录取，在蒯家所在的村子里是了不起的大事。村子里乡亲们都来道喜，蒯大富的父亲的脸上也有了光彩。在送蒯大富上学的路上，父亲对他也是嘱咐再三，要他上学后，靠近组织，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永远跟共产党走，好好读书，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其实，他父亲说的这些话，蒯大富在学校就已经熟记在心，他也是暗自下定决心要这样做的。

1963年9月，蒯大富和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又在清华大学读书，心情格外高兴。他十分珍惜这次上清华读书的机会，平时很用功。可以说，蒯大富在进入清华大学读书的头三年里，是一个刻苦学习的学生。在清华校园里，同学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起得早、睡得晚的学生，手不释卷，来去匆忙，这就是蒯大富。由于用功读书，他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

在清华的头三年里，蒯大富读书的范围很广泛，除了所学几门课程的书他认真精读外，他还十分爱好读政治、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人物传记类书籍他更是爱读。这在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中，是不多见的。读书范围广泛，特别是喜爱读政治、历史书籍，开阔了蒯大富的视野，也是他后来热衷政治的一个缘由。

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他都是走在前边的。在政治学习讨论时，他常常讲得头头是道，他分析时局时提出的见解，也吸引了很多同学倾听。他在同学中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需要搞什么活动了，蒯大富就先搞个计划，和老师商定后，就串连同学们参加。往往是他一出面，即便不愿意参加的，也会动心。这当然和蒯大富的说服能力有关。同学之间有什么矛盾了，蒯大富也积极地出面调解，谁有了什么困难，他也积极帮助。他自己没有钱，帮助别人的办法，就是由他出面向学校反映。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学校为不少同学解决了一些学习、生活方面的困难。蒯大富有每天到图书馆看报纸的习惯，他看报纸时，善于动脑子分析。这个习惯对他搞学生中的组织工作帮助不小。每次组织同学学习或者开展其他政治活动时，蒯大富总是能结合当前形势，提出一些新话题。因此，他参与组织的学生活动，并不枯燥。久而久之，在蒯大富周围，聚集了一批与他同样关心政治，有一定组织和活动能力的同学。蒯大富是这些政治上活跃者的核心，许多大事，这些人都听他的。在“文革”初期，蒯大富之所以能够迅速拉起一支造反队伍，与他周围有这样一批人，有着很大关系。

在当年的清华大学，同学们常常看到，蒯大富穿着旧衣服，足登旧布鞋，操着略带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在同学中串连，在各种学习会上发言。他的身影，经常会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系主任的办公室里、各种政治活动场合中出现。

造反时刻

1966年，蒯大富大学三年级的课程已经学完，眼看就要进入第四年的学习了，没有想到，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强大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

本来，蒯大富也没有料到中国会发生这样一场政治运动。但是，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不同于从前的“反右运动”和“四清运动”的全国性的大的政治运动。他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阅读了近期报纸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后，又思索了一天，便开始行动起来。他在同学中进行串连，讲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讲学生参加这场革命的必要。他摇唇鼓舌，“说服”了不少同学拥护他的看法，积极参加他主张搞的政治活动。蒯大富在“文革”刚刚掀起的那段时间的表现，让他得分不少。上级指定他担任班级“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此外，他还担任着清华大学广播站编辑部主任。

一开始，他们还只是秘密串连，利用课余时间，在一起聚会，讨论时政。后来，蒯大富提出搞一个组织。同学们也同意了。这个组织是秘密的，也不叫什么名字，就是经常在一起活动。

蒯大富等人一开始是对学校领导提意见，但他们觉得这样似乎不解渴，就依照其他高校学生的做法，也开始贴大字报了。他们所贴大字报的内容，最早是指向一些老师的，后来就升级为给系主任贴大字报，最后是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他们的行动很快就受到了反击。许多学生开始贴大字报反驳他们。有的学生干脆公开和他们辩论。蒯大富他们自然是不服气的，也与前来辩论的人争吵。卷入争论双方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已经受到了冲击，虽然课没有停，但许多学生已经把很大的精力放在给老师、校领导干部贴大字报和互相辩论上了。学生们都年轻气盛，有很多时候，双方争论时，就动手打了起来。一动手，双方的面子就撕破了，互相都结了仇，仗也就越打越多，越打越大。

像清华大学这样的情况，在全国许多大学都出现了，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很快就了解到了这种情况，他们依据多年的经验，特别是前不久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认为派工作组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教育部下发了文件，要求各地向大学派工作组，协助党委稳定局势，解决问题。中央一声令下，各地动作十分迅速，几天之内，工作组就组成并进驻一些大学了。清华大学是学生闹得比较厉害的单位，自然也派了工作组，并且配备的力量比较强，其成员是经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精心挑选的，有政治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资历。刘少奇为了更及时地了解北京高校学生参加运动的情况，还特意派他的夫人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去。

1966年6月8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6月13日，工作组停止了校长（兼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的工作，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组当时也是响应“文化大革命”号召的，他们也要搞斗批改。因此，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不久，就将一些人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但工作组也对造反学生十分不满。他们经过调查研究，了解了学生的不同情况，对一些行为过激的学生进行了批评，很快也就稳定了清华大学的局势。由于蒯大富在运动中跳得欢，行为也十分激烈，在学生中搞了一些秘密串连和组织工作，自然也受到了工作组的批评，还在一些会议上被点名批评。一时间，蒯大富及其他几个最早贴大字报的人感到了压力，多数同学不再敢接近他们，他们也觉得很孤立。但是，蒯大富不服气，他逐渐地由怨恨工作组，发展到与工作组对立。由此，工作组对蒯大富的批评自然也更多，言词也更激烈了。蒯大富可不是好惹的，一方面，他很犟，有一种越受压越来劲的性格。工作组越是批评他，他越是不服。另一方面，他周围有一批拥护他，坚决跟他走的学生，他们也时常给他打气，鼓励他顶住。有了这些坚决跟他跑的学生，蒯大富感到自己有群众基础，有一定实力，有资本去和工作组“顶牛”，蒯大富开始了与工作组的斗争。正在这时，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个人写的所谓“第一张马列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中央广播后，蒯大富看到了机会。紧接着，从中央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政治信息，更坚定了蒯大富与工作组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些政治信息是:中央公开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开展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通知中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批判上述各界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而像蒯大富这样的人，则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更加明显的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经陈伯达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把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列为打倒对象。也是在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而在此之前，蒯大富只是在学生的传抄件中读到过这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中央公开发表，表明了中央是公开支持聂元梓等人的。蒯大富在认真研究了中央这些文件，研究了近来的政治动向后认为，向工作组斗争，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