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邓小平刀下留情

这次谈话之后，五大领袖各自回到学校，指挥手下人放下武器，拆除工事，停止武斗，迎接“工宣队”进驻学校。

在这次谈话中，蒯大富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中惟一受到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因此，他心情十分沉重，思想压力也很大。他回到清华大学后，把“井冈山兵团”的骨干们叫来，要他们交出武器，把武斗工事全部拆除。他并没有向手下的人讲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的具体情况。他心里明白，毛泽东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直接点名批评了自己，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批评了红卫兵五大领袖，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了，自己等待的只能是受到处理。

让蒯大富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接下来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8年8月5日，毛泽东把外国朋友赠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以此表示对“工宣队”工作的支持。13日，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15日，毛泽东和林彪又专门接见了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代表。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指出:没有发生武斗的学校也要进驻“工宣队”，“工宣队”将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同一天，《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注意研究政治动向的蒯大富明白，自己和“工宣队”对抗，以至打死打伤“工宣队”的人，已经是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了，自己的下场不会好。果然，蒯大富接下来的日子真的不好过。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冷落了蒯大富，他们和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战士把学校管了起来，还对学生实行军训。蒯大富被放在一边，再没有人理他了，昔日紧跟自己的手下人也渐渐疏远了他，以至有许多人见到他都绕道走开了。特别是，“工宣队”一直在追查打死“工宣队员”的后台，使他整日胆战心惊。

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1968年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读学校毕业生，从11月起开始分配。毕业生要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1963年入学的蒯大富，实际上早该毕业分配了，只是因为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才留在学校的，此次自然也被列入分配之列。此时的蒯大富恨不得早日离开清华大学。12月，蒯大富接到通知，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到了那里，又得到通知，自己被分配当电解工。

蒯大富并没有因为自己当了一名电解工而苦恼，相反，他很高兴，因为一来自己离开了清华大学，他有一种侥幸心理:自己干的那些事可能将不再被人提起了。二来当时许多毕业的大学生也都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或者到部队当战士。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作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当时的名气也太大了，干的坏事影响也大，毛泽东还当面点名批评了他，怎么会没有任何事情了呢？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时，蒯大富果然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于当年11月初，被押回清华受审。这一审就是几年时间。清查“五一六”事情过去后，1973年，蒯大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在这里，他倒是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许多人也不再提起他了。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不久，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文革”中的许多事情还在清查之中，蒯大富的名字又被人们所注意。不少人提出要追究蒯大富在“文革”中的罪行。在此情况下，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经过公安、检察机关几年的调查，确定蒯大富有罪，并起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在北京，蒯大富被关在秦城监狱，在青海，他被关在共和县的塘格木监狱，这是专门关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的监狱。但他不必参加劳动。这些重刑犯是一个人一个院，平时互相见不到。蒯大富也是一人一个院。出狱后的蒯大富曾说:关在那里，待遇还是很好的，吃得很好。有书看，报纸也有。你只要把心情稳住，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蒯大富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人早就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

由于以前蒯大富被关押的时间顶了8年刑期，到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了，获释后，他回到青铜峡铝厂劳动。此时，蒯大富已经42岁，还是单身一人。过去，在自己工作生活平静之时，他也交过几个女朋友，但是，总是在要准备结婚时，他的事情又被提出来，在被列为审查对象时，女友为避免受到牵连离他而去。此次出狱，蒯大富过去所犯下的罪行算是受到了清算，可以过平静的日子了，他也自然考虑到找对象结婚的事情，他的一些朋友也在热心为他张罗这件事。1988年，南京的一位好友写信，给他介绍了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

罗晓波是1962年出生的，昆明人，比蒯大富小近20岁，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工作，担任南京某电子研究所的工程师。罗晓波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年纪只有四五岁，对“文革”中的事情并不了解，但后来在大学学习时，还是听说过蒯大富的人和事的。蒯大富和她见面时，就把自己的过去全部告诉了她，使她对蒯大富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倒是真的爱上了蒯大富，明确表示:“愿意追随他这风云人物共走漫漫人生长路。”1988年8月，他们二人在南京登记结了婚。婚后不久，罗晓波调到了青铜峡铝厂，与蒯大富在同一个工厂工作。

1992年，在改革开放大潮滚滚向前时，蒯大富与妻子带着他们的独生女儿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分给他们一幢二层小楼。他们一家三口在这里过着平静而又忙碌的日子。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后又到深圳受聘于一家中外合资的网络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