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再不胡闹了，希望给我一条出路，把我放出去。”在铁证面前，陈伯达不得不低头认罪

同监管人员谈话后，陈伯达面壁思考了半天，然后说:“我一急就说不出话来，要个律师吧。”

陈伯达要律师有两个原因，一来他怕急了说不出话；二来他一生中感到汗颜的事是他不会讲普通话，属于讲中国话还要翻译的人，这不禁使林彪、江青都有些瞧不起他。

就连聂荣臻元帅也回忆说:陈伯达在攻击老帅们“二月逆流”时，他那福建话别人都听不懂，咕咕哝哝，我根本没理他。

陈伯达怕再遇到这种情况，他要请律师，并写一张条子，“我要律师，为我辩护。陈伯达，1980年11月1日。”

他向中纪委请求派人同他谈话，派谁？当然他希望派陈云，因为从报纸上他早已知道陈云担任中纪委负责人。

这大概是他升起的新希望。在他被判刑之后，他还委托有关人员转达如下的话:

我希望陈云、邓小平、彭真考虑给我一条出路。对我的案子，大的方面讲是宽，可实际上就是关死。我活不到85岁了。我承认我有罪，但也要考虑当时前前后后的情况。搞了一辈子革命，落了三条罪，现在打倒了，报上什么罪名都给我加，有些我实在不知道……以后再不胡闹了，希望给我一条出路，把我放出来，研究点经济史、历史，在死之前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无害的工作，搞出一点小名堂。

11月17日晚，法警向陈伯达送来了特别法庭开庭的传票，陈伯达拿在手上如同拿着烫红薯。

陈伯达看完传票后对法警说:

“现在我脑子很乱，眼睛也不好，材料写不完，延长点时间吧。”

法警宣布自己是执行法庭的命令，陈伯达火了:“为什么闹得这么紧张呢？要杀就杀，要毙就毙。”

他唠叨是唠叨，但写辩护材料的事却抓得很紧，当晚就赶紧起草。但他写了几笔就嫌灯不亮，就10平方米的监号，已有两个50W的灯，地下掉根针也能看见，可他硬说看不见。

监管员又给他添了一枝蜡烛。不一会儿，陈伯达又叫不行，还是看不见，又加了一根蜡烛。

几分钟后，陈伯达问:“有煤油灯没有？”

这天夜里，陈伯达服用了三次安眠药还是没睡着……

开庭前的两日，律师应陈伯达的要求，再次同陈伯达谈话。

陈伯达主要对起诉书中所列“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

“这事这会忘记了。如果我真正参与这个决定是不会忘记的。我想是江青、戚本禹他们策划煽动起来的……”

律师记录了他的谈话，同时安慰他应当相信法庭是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必定会区别对待的，不要胡思乱想。生活上按照看守人员的要求办，注意休息。这些话使陈伯达安静了许多，他开始用平稳的声音说话:“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