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气得怒发冲冠，坐下时嘴里又咕哝了一句:“什么东西？”谭震林一生都很认真，“二月逆流”中，他因认真而被打下去了。此时，他的话给会议带来了极度不安的空气。江青的抽泣声在会场上扬起。毛泽东宣布散会，江青大哭起来。大部分人迅速离开会场，如逃离是非之地。但这天的陈伯达不知是一种什么复杂心理，使他凑上前去:“太悲伤要伤身的。制怒，制怒。”他在江青面前来回踱着步子，拖着腔调说:“今天你也太过分了一点，我都替你感到难堪。这是会议，不是家里呀……”陈伯达似教训开导，又似自言自语，说着说着，他眼睛直了，嘴悬在空中，只见江青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什么体面、影响全都不顾，扑了上去，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领子，用力一拽，把陈伯达的领章揪了下来。江青这一举动使陈伯达实在意外。他想不到一个“第一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会是这样。其实，江青是好面子的人。谭震林是党内老同志之一，批评她，她不敢当面有脾气，可脸没处放。现在你陈伯达狗胆包天教训起老娘来了。你算老几？你有今天，不是老娘提携你的？“你这个窝囊废，我瞧不起你！”江青揪了、骂了，一提脚后跟，走了。陈伯达这才从噩梦中醒来，脸皮都撕了，他已无所顾及，追着远去的声音，他大声喊道:“你又算老几？母乌鸦！”骂完之后，他发现空旷的会场上，仅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突感四处逼来的寒气。后来的日子里，陈伯达一直感到这股寒气不散。

他在思考着，毛泽东已年过古稀，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百年之后，中国的天下将落入谁人之手哟？林彪！对！如今江青甩掉自己，应该向林彪挂上钩。他知道，中国共产党最反对什么“山头”、“集团”，正是因为有“山头”和“集团”的存在。

“你好啊！老夫子！”叶群接到了陈伯达打来的电话，她还保持着延安时打情骂俏的腔调，以为陈伯达又要报告他们哪一位敌人被他打倒了。陈伯达善于把事情办得发挥最大的功效。打倒陆定一，这是他的个人恩怨。但他知道陆定一同林家有矛盾，尤其是陆夫人严慰冰，从延安时就抓住叶群不是处女、假党员的问题不放。1966年9月，陈伯达同叶群通过电话后，下令正式逮捕陆定一。第二年3月，陈伯达和叶群一阵商议后，又对陆定一夫妇使用了重刑。这一箭几雕的做法，颇使林家高兴。尽管没有入伙，但已有几分亲近了。现在，陈伯达与江青的风波，叶群早有耳闻。陈、江的分手之日，叶群就想到陈伯达会过来。她欢迎陈伯达入伙，一来林彪手下都是搞武的，搞文的还真需要他这样的人；二来经过长时间的合作，她已知道江青无非利用陈伯达，所以拉陈伯达入伙很容易。陈伯达向叶群表决心说:“在今后，我一定在林副主席指示下工作，步步紧跟林副主席的战备部署前进，为扞卫林副主席贡献自己的一切！”

从此往后，陈、叶之间几乎天天热线电话，有时电话打到卫生间，至于谈些什么，这是天字号的秘密。直到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人们才清楚陈伯达是“一仆二主”。

老夫子原来是欺软怕硬的迫害狂，许多无辜的人经陈伯达不动声色地暗算，莫名其妙地大祸临头

陈伯达一向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其实，他是一个“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疯狂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凶犯！

每年的6月1日，是自从有国际儿童节以来，人类的天真节。但中国1966年的这一天却是所有天真的人想象不到会发生什么。这天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像狂恶的暴风横行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所到之处，拔树毁屋，摧梁折栋，制造了一出出人间罕有的悲剧。在它的“欢呼”下，国家的栋梁，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许多开国元勋，被投进了监牢；广大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变成了“臭老九”，有的关进“牛棚”，有的“流放”他乡；在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帅和老将军们，也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在它的“欢呼”下，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以及数不清的无辜群众，所遭受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炮制这篇文章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个陈伯达。《欢呼》不顾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存在了17年的事实，竭力鼓吹“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要夺权，陈伯达等人就要打倒阻挡他们夺权的各级领导干部。于是，《欢呼》煞有介事地攻击“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梦”。它煽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陈伯达不仅仅把“横扫”停留在理论上。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发表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的讲话，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等等。陈伯达的这一讲话，使受到诬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共达万多人，受迫害致死的有2955人，763人致残。

1968年，陈伯达同谢富治、吴法宪，在追“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的所谓后台时，又毫无根据地提出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并指名道姓地诬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这个传单案的后台。事实上，“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发生在前一年的10月8日，这天，天津市的一个工人来到北京市外交部街，将自己书写、刻印的80多封油印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邮筒，传单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此案同年11月在天津已破获，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可是，陈伯达却一口咬定这是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后台。1968年4月，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陈伯达刚走到台前，就指着墙上挂的“宜将剩勇追穷寇”标语牌，对坐在台下的专案组人员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你们要学习。抓到刻版的人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在又一次接见专案人员的时候，更加气势汹汹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陈伯达一伙“立足于有，再审讯”，采取一系列指供、诱供等非法手段进行逼供，用谩骂、斥责，甚至用“喷气式”追逼所谓“后台”。同年底就追出了一起离奇的、骇人听闻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诬陷这些革命的老同志“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这都是这个“小小老百姓”做出来的。

如果说在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案、“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以及“中国(马列)共产党”案中，陈伯达只是下“指示”的话，那么，迫害陆定一他是亲自动手了。他利用主管“陆定一专案”之机，从1966年10月12日，平均每10天就发一次“指示”，有时打电话，有时亲自跑到专案组，指令要给陆定一带上铐子，交红卫兵审判。从政治到生活，从肉体到精神，对陆定一多方面进行迫害和摧残，后来亲自下令将陆定一逮捕送监。

对陈伯达的这套整人本领，梦想“改朝换代”的林彪、江青一伙十分赏识。江青吹捧他“点子多”，林彪、叶群又封他为“军师”，同时他自己也达到了政治顶峰。在1969年召开的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在由五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排在第三位，在毛泽东、林彪之后，竟位居周恩来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