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总政主任，李德生的政治嗅觉不是辨别新的风向，而是辨别是非曲直。他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做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通知一发出，马上就有人汇报给了江青，这不是在唱对台戏吗·

“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李德生的“问题”终于上了一个高度，不是什么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而是和林彪反党集团搞没搞到一起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态度问题、是大问题！到了1974年3月5日，史称的“3.5”放火烧荒事件在江青一手导演下出台了。

总政、八一厂等单位在一天里出现了相同的大字报，李德生成了军队里的“大军阀”，党里的“大党阀”，是林彪集团的人，等等。富有煽动性的大字报很快就散发到各地，引起了军队内部的困惑和混乱。

现在细想，这一系列做法不仅仅是江青发泄私愤的行为，而是她夺权的一个步骤。先乱党后乱军，才能达到他们夺取最高极力的目的。拿李德生开刀只是他们乱军的一个借口。

李德生被整的情况，周恩来很快就知道了，他马上将情况汇报给毛泽东。

那时正是“四人帮”最猖狂、最得意的时候，连毛泽东的话他们也可以不听。毛泽东有时对他们也采取息事宁人的方法。如果太过分，毛泽东才会出面严厉批评他们。1974年下半年，“四人帮”问题就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

毛泽东对李德生一下子想不出更好的保护办法，又无法立即制止江青的行为，就提议李德生惹不起就躲，意思是暂避锋芒，以待时机。去哪里呢？周恩来就叫他先去沈阳。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搞了一次除新疆、成都和昆明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当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对调，10天内对调的司令员们必须到位上任。

对调前，毛泽东又一次把李德生找去，征求李德生对调动的意见。

李德生向毛泽东表态: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毛泽东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带几个人去？

“不需要带人，沈阳军区有过去的老上级，去了能和他们搞好工作的。”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有人一听调动就火冒三丈，不愿意离开老单位。军人要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毛泽东又说:“除了不兼总政主任外，其他职务都不动。”

没有想到李德生到了沈阳，江青他们的手也伸到了沈阳。从1974年初到下半年整整半年，他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过问，他才担任了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因为江青他们不停地向沈阳“灌风”、“打气”，李德生成了有其位无其实的“冷板凳”书记。

1975年1月，李德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李德生听了小平教诲，逆境中更显他们的战友情。李德生重返故里，为失学孩子圆了读书梦

李德生是刘、邓麾下的一员战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德生一直在刘、邓的指挥下冲锋陷阵，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到中央工作，李德生仍留在军中，相互接触的机会少了。“文革”后期与“文革”之后，邓小平第二次、第三次复出，李德生又有幸与他有了较多的接触，除了一起开会，曾多次到邓小平的家里拜谒。李德生调沈阳军区任司令员后，邓小平五到东北，每次都和李德生亲切谈话。在这些交往过程中，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超人胆识，高瞻远瞩，纵论天下大事，畅谈党、国家、军队的建设，充分表现了一代伟人的气度和风范，使李德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教育。

1974年冬，李德生从沈阳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专门去看望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时，也是为了向小平同志反映原二野6纵司令员王近山的事。王近山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位在全军赫赫有名的战将，被毛泽东誉为“王疯子”。许多老同志都反映，希望能安排他一个适当的工作。

那一天，天气晴和，冬阳融融。历经劫难的小平同志依然乐观豁达，精神爽朗。他热情地和李德生握手，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二野的历史。

李德生回忆说:

“那时我在6纵17旅工作。”

一忆起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显得兴致特好:

“晓得晓得，定陶战役打大杨湖，我和伯承同志到了你们17旅安陵集指挥所，你是17旅旅长，把旅指挥所让出来做了我和刘帅的指挥所，你们为我和刘帅的安全费了不少心。 1947年冬，我和李达同志带领前线指挥所，和国民党部队在大别山转圈圈，你们17旅一直掩护我们。淮海战役南线阻击战，你们部队表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