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下了命令她才接受拍摄采访

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

那天夜里，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落实第二天的拍摄内容和要求，我说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的是要请她讲一段话。想不到许鹿希断然拒绝，“这绝对不行!”并且严肃质问我，“你上次怎么没说要拍我?”意思是如果我上次提出来，她早就回绝我了。

她说:“在杨振宁的片子里决不能出现许鹿希。即使杨振宁来动员，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相信他是会尊重我的。我坚决不拍，因为我不是搞原子弹的。”

第二天我们去许鹿希家，见了面，她却又是那样温和与善解人意。她已准备好了7张照片和2份信函的复制件，指着一张他们夫妇在医院里与杨振宁的合影，她深情地说，这是邓稼先最后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还有擦不净的血痕。这张照片对她是最宝贵的纪念，她绝对不让它离开自己一步。

我见她这么平和，就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绝情”地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作罢。等大家坐下来休息时，许鹿希又谈笑风生了，还为她昨天和刚才的坚决拒绝道歉。她表白说:“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家具，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国的。我自己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里，那里的工资是国内的一百倍……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说我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更看重她这样的风骨和人格。

许鹿希语调沉重地感叹:“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准确地表达的。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一生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北京三十一中学曾经要把校名改为稼先中学，许鹿希没有同意，她认为这个学校出了9位院士，还有很多人才，都是非常棒的，作为中学，应该纪念所有它培养过的人才对，不一定就改为“稼先”。

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