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原子弹，邓杨两人是那么心照不宣

许鹿希以轻松的语调说了件轶事:

最初见面，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京外”。杨振宁不明究竟，后来到上海就问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哈哈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许鹿希说:“实际上，那之前杨振宁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了。后来他们两人见面什么都谈，杨振宁就不再问稼先有关单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后，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托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

“其实杨振宁是在测试稼先。”许鹿希笑着解释。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对于这件事，后来我专门询问过杨振宁，他的回答也是这样的。

许鹿希说，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谨慎开口，生怕泄漏任何一点“天机”。所以，往往是邓稼先简单提问，杨振宁滔滔回答。

邓稼先留下了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非常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有好几个他们相识的人，相同的病，动手术后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这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全是血，耳朵里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

许鹿希特别给我解释说:中国的核试验，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实有好几次失败，而且事故很严重。那种时候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这是一次后果严重得难以预测的事故，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决定性的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的习惯，在上吉普车前返回时，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为纪念。之后，邓稼先怕许鹿希担心，从没给她看过这张照片。现在这张照片是许鹿希在赵副部长那里见到之后自己翻拍的。

许鹿希说:“外国情报说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而我们自己则说进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伞没有打开的这一次。后来核弹照原样重做了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也就成功了。”

“稼先他要亲自去找”。许鹿希声调变得十分低沉:“我知道，他一去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