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改升温的背景

自1988年的房改高潮后，房改“势在必行，非搞不可”已成共识。多住房多花钱，少住房可得益，纠正不正之风，已成为居民议论的热点，深受群众的拥护。此后，因出现大抢购热潮，物价上涨引起全国通货膨胀，房改也陷入等待观望阶段。

已经改革的城市和单位陷入孤立，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如成都是全面改革的特大城市，在售房中由于价格问题没解决好，有40多个改革单位，要求退回购房款。先牺牲个人利益的那部分群众看着一左一右都原封不动，觉得自己吃了亏，有不平心理。

想搞房改的单位上不去，群众对房改迟迟不出台意见纷纷。如成都市1989年尚有200多单位要进行房改，报告压在市里不敢批。

“下面”的百姓对房改表示认同，“上面”的层层官员也急迫要求加快房改步伐，如前文提到的建设部长和北京上海的市长们，“上边”为什么急？

我国城镇居民的住宅国家包了40年，由于原来欠帐多，城市化速度加快和眼下双紧方针导致的国家财力紧张，以后无论如何包不了了。

联合国曾对45个国家和地区做过调查，住宅资金投入产出比是1:，产出效益是富强国力的源泉。而在我国每年投在建房上300亿元，维修现有公房还要补贴60亿元，这些钱犹如投入黑洞，光投入不产出，效益几乎等于零。住宅建设资金无法良性循环。到1989年底，全国仍有城市住房困难户538万户，其中人均居住两平方米以下的55万户，这538万户涉及2000多万居民，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再加上每年200万对新婚青年需要住房，住房短缺已成为最尖锐的问题，仅北京市测算，年资金缺口在15亿元。

国家如牛负重，气喘吁吁，居民个人住房消费又少得出奇。

住宅本是一件最大的消费品。有关部门调查了世界一些国家居民住房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的小康国家为11%；发达国家则在15%左右。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支出仅占个人平均收入的，不到烟酒糖茶消费的一半。

据北京市提供的情况，1953年市房管局对1783户居民房租调查表明，房租支出约占家庭收入的；1954年为；1989年为。建国以后，工资收入不断增长，房租却不断下调。于是消费的投向集中于几大件上，形成要买就一哄而上，不买就市场疲软的局面，使我国消费品市场呈脆弱状。

步入90年代，我国进入还债高峰，国家以往用于住宅建设的几百亿元投入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而市场疲软导致企业普遍经济效益下降，有些企业开支都困难，解决职工住房的投资能力大为减弱，出路只有一条，变国家“包”为国家“帮”，居民个人要承担买房、维修的大部分费用，加速向商品化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