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事实能否说没住上公司或单元房的职工把创造的利润暗中“奉献”给了另一些人？而另一些人在暗中吃房租呢？

单位和单位之间的苦乐不均又造成过度消费和严重短缺并存。

在我国，一个居民能否分到住房，以及分到多少，取决于其单位的投资能力。一些投资能力强的单位住房标准提高很快，二居室的住宅达到65平方米，而国家标准是50平方米，超过标准30%，这成了城镇建房短缺不得缓解的原因之一。如在全国范围内使超标准的住宅节约10%面积，每年可多提供20万套住房，相当于60～90亿人民币。

再拿上海某家中央驻沪单位为例，该单位只有20多名职工，一次建房十几套，且面积大、标准高。而上海某家手套厂200多职工，积累33年的钱买了两套房子，只解决了8户住房，还做为经验宣传。

像这样相差悬殊的苦乐不均，也只有靠提高租金和鼓励个人买房的改革来解决。

10年来，我国的房改从哪儿入手，做了哪些改革探索；老百姓能否承受，得到了什么实惠？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房改所走过的路。

房改，怎么改，改什么？

从事房改工作的同志，不约而同地把前一段房改的探索称之为“五花八门”。五花八门是指各地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房改方式。

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对住房改革作出了指示。他的指示包括4个重点:第一，城市居民可以买房，也可以建房；第二，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第三，联系到房价要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比租房合算；第四，房租提高了，一些收入低的人租不起，就要给予补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包括这4个方面的完整构思，成为房改的基本模式。

各地在执行这个模式时，有的提租起步，有的售房起步，有的一步到位，有的分步到位。

先说个人投资建房。1979年，居民个人建房投资占总投资的2%，1988年增加到18%。个人投资建房主要指城镇居民。辽宁省辽中县群众集资建房，仅两年时间就使县城面貌大变，由过去只有一座小楼变成百栋楼房林立，道路上下水等基础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城市。群众说，虽然我们掏了腰包，却很快住上了楼房。

集资、合作建房，是学习外国的住宅合作社方式。上海、北京、沈阳等35个市创建70多个住宅合作社。沈阳的15家合作社有社员万人，集资1407万元，已迁入新房的社员340户。

再说出售公房。仅1988年各地出售新建住宅700多万平方米，广东最多，为198万平方米；出售旧住宅630万平方米，辽宁最多，为200多万平方米。天津市提供50万平方米廉价房，单方价格200元，一购而空。武汉市对特困户的单方售价为238元，两年解决了4400特困户被传为佳话。北京百货大楼向职工售房价为350元/平方米，职工也承受了。

早在1984年2月，汕头市委市政府决定按“三三四”办法实行房改，即国家、企业各补三成，个人支付四成。第一批住宅还未竣工就全部售出。3年中投资6700万元，其中49%由购房者支付，解决了3万多人住房。看来群众为了住上好房，舍得投资。当然，该市经济实力强，群众承受能力也强，全市人民存款余额高达70多亿元。

提高租金有几种方式。一是一步将租金提到以5项因素计租的成本租金或准成本租金，同时按月发补贴。唐山将月租提到元/平方米，按职工工资24%发补贴。沈阳提到元/平方米，也按职工工资24%发补贴。二是小步提租，不发补贴。山东腾州市将月租5分3厘提到了3角5分，不发补贴，广州等市还采取了多提少补方式。另外，收取住房保证金也是一种变相提租，这主要用于新房分配时使用，比如北京有的单位分新房时，二室户要交200元租赁保证金，实质上等于用这部分钱的利息提高了租金。

提高租金后，国家没有多拿钱，所谓补贴是将原来的暗补改为明补。而那些超标准住大房的居民则要自己掏腰包了。以烟台为例，提租前，该市二居室一套的住宅一般建筑面积是55～60平方米，个别企业达67平方米。提租后(元/平方米)因超标准住房要多拿钱，自然降至50平方米(国家标准)，这样每年可多建出600套住房，还出现许多大房换小房现象。

可见，住房改革直接限制了过度消费，同时增加了有效供给。更可贵的是在相当一部分城镇结束了无偿分房的旧方式，实现了体制转轨。

一直处于点上开花的房改探索，为什么要在1991年大面积在全国推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