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7日中美第116次大使会谈中，王炳南转达了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并将周恩来总理致肯尼迪总统的信托卡伯特转交，希望美方能积极响应。如果美方想同中国讨论此事，他随时可按美国代表的安排进行讨论。王炳南还指出三国条约不仅未能彻底禁止核试验，反而可能引起新的核竞赛。没有中国参加，当今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的核部署，使中国重要城市和内地都受到美国核力量的威胁。为此，他奉命提出一个旨在减轻核威胁的协议宣言的草案，希望美国政府予以认真研究和考虑。其基本内容是:（1）中美两国政府联合建议设立亚洲太平洋无核区，包括中国、美国、苏联、日本。（2）美国政府从中国周围撤走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并撤走一切核武器和运载工具。

会谈后，王炳南特意留住卡伯特。告诉他，自己刚从中国回来，中国人民正在勤奋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他们有够多的事情要做，决不会越出自己的边界去别的地区。不要相信美国报界宣扬的中国是远东魔鬼的谬论。

中国反将一军的建议，当然不是美国能够接受的，但毕竟提出了一个至少可供双方进一步谈判的起点。而以关心人类面临的核威胁自诩、特别是关心所谓“中国未来的核威胁”的美国，却拒绝直接同中国政府谈判这个问题。

鉴于中苏裂隙的扩大，国务院考虑在中美会谈中采取更和解的调子，询问卡伯特这样做是否会得到中方的回报？这位肩负沟通和改善关系的大使认为看不到可能得到回报的任何迹象。但他建议国务院根据对全盘情况的了解来研究形势，判断改变会谈的气氛是否值得一试。9月11日中美大使第117次大使会谈。王炳南再次提请美方积极回应周恩来总理信中和宣言中全面裁军和彻底禁核的建议，指出上次会谈时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有助于顺利解决中美之间的其他争端，中方愿意进一步谈判解决技术问题。美国却借口中方的建议“是模糊的”而不肯回应，实际上是不愿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又害怕直率拒绝会给中方提供进行核试验的理由。然而，略有新意的是卡伯特奉命宣称:美国打算对中国保持“坚定而不敌对的态度”，并准备耐心等待直至中方愿意合作缓和紧张局势。

然而，中方尚未来得及对这话的含义仔细研究并作出回应，11月初台湾当局派遣美制U-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于大陆一事，又把中美关系推往继续敌对的方向。到了11月13日双方约定的下一次大使会谈，也就是肯尼迪生前的最后一次中美会谈，主题却成了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抗议与反抗议。王炳南把美方刚刚表达的“坚定而不敌对”的对华新立场斥责为“谎言”。他历数美国飞机军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空降蒋帮的游击队、邀请蒋经国访美、参与台湾的军事演习、在南越和南朝鲜扶持代理人、装备印度军队、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等敌对行动，一一予以谴责。卡伯特除了一一辩解之外，还是坚持要求释放美囚，交流记者。双方的会谈，依然陷于僵局。

综观肯尼迪时期中美大使会谈的情况，似乎除了给双方提供了交换观点和信号的机会之外，一个具体问题也没有解决。但是，在控制危机和避免冲突的意义上讲，会谈确实对中美之间紧张而脆弱的关系具有探测仪、缓冲器和减压阀的作用。长期僵持不下的局面，使双方都认识到要求对方一下子就完全投降的立场是行不通的。需要先从“小事”做起，少放空炮，多想办法寻找利益的交叉点，为进一步地改善关系铺垫基础。另一方面，历史的进程表明，中美关系从敌对到正常化，还需要由国际大战略格局的变化来促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中苏关系分化时中方激烈的反修言论，不仅成为美国反华强硬派指责中国持“侵略”立场的口实，而且引起了美国那些想改善对华关系的人的顾虑。

差不多十年以后，当中国的外交决策者机智地“以小球转动大球”，在中南海迎来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总统时，双方对前一段的交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毛泽东坦率地对也曾是肯尼迪的政治对手的尼克松讲:“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主席和总理是完全不同意的。使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我们都认识到世界的新形势，是我方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我们的政策”。

毛主席在结束会见时，又若有所感地说:“我想，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恩来笑。）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在实现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以后，两国领导人之间这一段回顾与总结，值得人们回味。（摘自《北大史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