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在他所在的华东组的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以反“右倾保守”而正在走红的“左”派代表人物柯庆施。他早已看透张闻天那按捺不住的心态了。所以，21日上午会议一开始，他便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口气发出了邀请:“洛甫同志，是不是你来谈一谈？”

这种“邀请”是显而易见的，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而张闻天却没有理会它，他以近似绅士的派头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两个手指扶了扶深度的近视眼镜，开始侃侃而谈。他以外交家的从容态度，回答一些人用插话方式提出来的一些质疑，耐心地倾听别人的发言。质问也好，粗鲁的插话也好，都不能干扰他清晰的思路。质问插话一完，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直到把自己要讲的话讲完，才如释重负似地舒了一口气，端起茶几上的青瓷杯来呷了一口茶，小心翼翼地把面前摊开的发言提纲折好，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柯庆施的不同看法和有些同志的偏激情绪，张闻天并非没有察觉，而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在张闻天看来，彭总的“意见书”是理应得到支持和赞扬的，因为它所代表的才是我们党的正气，他的意见传达的才真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像彭总“意见书”中那样一些非常难得的真知灼见如果在会上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冷遇，那才是我们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莫大耻辱呢！

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还有许多同志虽然不很系统但观点鲜明的发言，都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有力支持。彭德怀的信是为人民“鼓咙胡”，他的“鼓咙胡”在庐山引起了巨大的回响，这回响是那样强大、猛烈，就像8月钱塘潮一样呼啸奔腾而来，势不可当。

张闻天和彭德怀不在一个小组，事先张闻天也没有对彭总说过他将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言。只是在发言之后，7月21日傍晚外出散步的时候，张闻天在树林里遇到彭德怀，才走过去说:“彭总，今天我对你的信支援了一下。”彭德怀随口说了一句:“我不要你支援。”说完就转到别的话题上。临分手的时候，彭德怀问了一句:“你发言尽谈了些什么？”张闻天说:“晚上我把提纲送给你看看。”

当天晚上，张闻天派秘书把自己的发言提纲(实际上是发言草稿)送给彭德怀，由于字迹模糊，涂改得较乱，看起来困难，彭德怀让参谋把稿子念了一遍。彭德怀听完之后说了一句:“张闻天讲得不少啊！”自己的意见被别人理解，有人支持，彭德怀当然感到高兴和宽慰，仅此而已。他既没有对张闻天的发言加以评论，事后也没有再与张闻天谈起他的发言。就这样，在会议期间两个人完全属于正常的接触，后来竟成了什么“军事俱乐部”有组织的“反党活动”。

在分组讨论“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各组讨论的情况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鉴于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意见书”中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作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在听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消息之后仓促写成的。他承认他的信在文字上、逻辑上的确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严密，未能充分表达他的本意。他欢迎大家对信多提意见。他说他的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中央留下存入档案。

事后证明，彭德怀的这些完全出于诚意的解释、说明、要求都是徒劳的。他的信已作为“反党罪证”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和少数“左”派人物的手中了。

对“意见书”持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不多，能量颇大。但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他们很少发言，发言时也是笼统、含蓄地提到彭德怀的信“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等等。比较尖锐和鲜明的反对的意见，不是在会上，而是在会外，在餐厅里和树林里表现出来。在餐厅就餐时，有的同志就对身边的人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是指的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还有，说我们处理经济问题时，没有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又是指的谁？我看这些话都是有所指的。”

有人明确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刺”很多，“是影射毛主席的”。更有人加以发展和推断，说“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才能纠正错误喽！”

应当说，在持反对意见的人中，多数人也是一片好心。他们在从彭德怀的信中仔细挑“刺”的时候，也并无恶意，他们主观上是在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利益，在那个时代，维护党的利益当然就要无条件地维护毛泽东的最高权威。

当然，其中也有少数是持有顽固的“左”的观点的人和个别怀有卑鄙个人目的的人。不过，这些人的面目当时并不明朗，他们有的沉默，有的听完别人发言还附和几句。整个会议气氛就像仲夏雷雨即将到来的闷热天气一样令人窒息、烦躁。两种力量在周旋，在凝聚，在角逐，在暗中对抗。之所以迟迟不明朗，是因为还缺少一个“引爆”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还没有明确表态。